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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犯罪 ｜8. 社會化醫療與經濟法則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 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美國政府漸進地接管醫療體系的核心，是歐巴馬政府所通過的某項法案，最終不是將私營健保產業給趕出市場，就是把它轉變為「事實上」的國有產業。該法案在私營健康保險公司身上加了額外的稅項與成本，同時又成立表面上要和私營公司「競爭」的健康「保險」官僚機構。這些措施只是實現美國醫藥國有化這個社會主義夢想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實行得可好的。就像所有的政府壟斷，國營健保會以國稅局的惻隱之心加上國有郵局的效率來運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lton Friedman 若干年前針對美國的醫療供應史做了研究。胡佛研究所在 1992 年發表的《 Input and Output in Health Care 》研究中， Friedman 點出美國在 1910 年時有 56% 的醫院為私立的營利醫院。但在政府開始資助公立醫院的數十年後，這個比例〔由 56% 〕掉到 10% 。雖然花了數十年，但政府最終在 1990 年初期掌管了幾乎整個醫療產業。極少數維持私營的醫院，因為受到大幅度的政府監管，也可以被視為是政府的附屬品。「私立」醫院經營者絕大多數的決策，都遵循著政府官僚法令，而不是照護病患這件事。 Friedman 的關鍵結論在於，政府擁有或者受政府控制的醫療照護，就像所有官僚體系一樣，會在器材、基礎建設、專業人員支薪等「輸入」增加的同時，造成醫療照護質量之「輸出」的減少。例如，醫療支出從 1965 年到 1989 年增加了 224% ，但每千人口的病床數「跌」了 44% ，病床使用率則減少了 15% 。在 Friedman 研究的 1945 到 1989 年期間，即使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每一病患的均日醫療成本仍提高了幾乎 24 倍。政府對於醫療照護的干預增加，不僅減少了服務，還增加了天文數字的成本。 所有政府營運的官僚機構中都可以發現這種結果，因為市場反應機制在政府機構中缺席。因為政府不將獲利納入考慮，也就不會有獎勵優良績效與懲罰不良績效的可靠機制。事實上，在所有的公營企業中，與上述相反之情況真實上演：績效不良的單位在承諾他們會用更多錢來「做得更好」之後，一般都會收到預算增加的「獎勵」。

組織犯罪 ｜7. 反壟斷勒德分子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 CJ Isherwood via photopin cc 所謂「勒德分子」是 19 世紀的英國紡織工人，他們以損壞機器的方式來抗議當時開始引進的紡織機，並且以神話中舍伍德森林的勒德王為名，譴責這項新科技。這些勒德分子以及現今的新勒德分子們，都沒能理解「節省勞力」會帶來成本與價格降低，使得消費需求增加，整體而言，這將使得工作機會「更多」，而不是減少。 歐巴馬政府在 2011 年阻止 AT&T 與 T-Mobile 併購案時，出現了新勒德運動。根據 2011 年 8 月 31 號的《紐約時報》，阻止併購能「拯救美國勞工的工作」。反壟斷部門的副檢察長 James M. Cole 說：「〔歐巴馬〕政府認為，透過創新與競爭，我們創造工作。併購會『消除冗餘』，一般而言大多會減少工作機會。因此，我們認為政府這項措施將有助於維持經濟體中的就業機會。」在歐巴馬政府的眼裡，創造美國就業機會的公式，就是在必要的時候，保護與擴張增加成本的「冗餘」。美國產業的外國競爭者想必正在替歐巴馬政府歡呼。 然而，事實正好與歐巴馬政府的「經濟分析」相反，企業「減少冗餘」是「降低成本並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另一種說法。當企業透過這種方式變得更成功，它的市占率將擴張，「該公司將出現更多的工作機會」。 「創新」確實可以創造工作機會。歐巴馬政府沒能認識到像 AT&T 與 T-Mobile 那樣的併購結盟也是一項創新。併購是減少電信服務成本的創新提案。在像電信業那樣高度競爭的產業中，不斷創新是必要的。 歐巴馬政府在該併購案中的立場，是勒德主義與重商主義的綜合體。 18 世紀的重商主義迷信，認為財富不是透過生產來創造，而是透過囤積黃金。顯然，歐巴馬政府將現有的工作機會比作黃金，認為需要保存現有工作機會，他們沒能認清經濟是動態的，創新與改良的產業與企業不斷地淘汰過時且服務消費者又低效的對手，工作機會也同時不斷地被創造與消除。 如同以往的反壟斷案件，歐巴馬政府聲稱併購案某種程度會減少競爭。但是，怎麼可能？在當時，美國有超過 180 間電信公司，美國之外還有好幾百個美國市場的潛在競爭者。 AT&T 和 T-Mobile 根本不可能抬高價格，更不可能因為併購就晉

組織犯罪 ｜6. 反壟斷、反真相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 Funky64 (www.lucarossato.com) via photopin cc 當美國政府在 1990 年代起訴微軟時（經過十年的「調查」仍未發現任何違法），司法部反壟斷部門主管 Joel Klein 說這場訴訟是在維持美國自 1890 年《謝爾曼法》以來保護消費者的優良傳統。事實上，反壟斷法的歷史，其實是打擊美國最具競爭力、最創新之企業的政治獵殺史，通常由那些酸葡萄心理的競爭者發動。 我在 1985 年發刊的《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中提到，被參議員 John Sherman 一夥人指控的「壟斷」產業，在《謝爾曼法》出現之前的十年內，其生產規模的擴張速度大概是整體經濟的四倍（有些甚至是十倍）。在那十年的通貨緊縮期間，這些產業價格下降的速度也比當時的均價下降速度要快得多。這種「壟斷」可視為政治攻擊，因為這些產業持續製造價格更低廉的產品，讓那些在政治領域占一席之地的低效競爭對手難堪。打從一開始，反壟斷就是保護主義者的把戲。 微軟反壟斷案的法官之一 Thomas Penfield Jackson 因為過於偏見，被指派他的三位聯邦法官調離該案（也就是被解雇的意思）。例子之一是他在一篇雜誌訪談中將 Bill Gates 與 John D. Rockfeller 、 Al Capone 相提並論。 Jackson 法官將 Bill Gates 與 Capone 相比確實大錯特錯，不過和 Rockefeller 相比反倒錯得並不離譜。正如 Dominick Armentano 在其《 Antitrust 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 》書中所做的說明， Rockefeller 的標準石油公司透過無數的新產品與產業創新，讓精製石油每加侖的價格從 1869 年超過 30 美分，降到 1897 年的 5.9 美分。因為這樣， Rockefeller 被起訴、被迫分割他的公司，儘管當時他有超過三百個競爭對手，他還是被認為「壟斷」石油產業。 Dominick Armentano 在他的經典《 Antitrust and Mon

組織犯罪 ｜5. 我們的極權監管官僚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 quinet via photopin cc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F.A. Hayek 在他 1944 年發行之經典《 The Road to Serfdom 》的第五章中，警告國家不可像極權控制全國經濟那般，直接掌控所有的生產手段。他舉 1928 年的德國為例，當時「中央與地方政府直接掌控 53% 的德國經濟」。除此之外， Hayek 寫道，私營企業受到嚴格控管，德國「間接」控制了「幾乎全國的經濟活動」。正是因為這樣的極權控制，德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如 Hayek 進一步陳述：「由於社會成員鮮少能獨立於國家作為而不受影響，引導政府活動的『社會價值觀尺度』必須考慮到所有的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政府監管無處不在，原先由消費者偏好所驅動的利潤追求機制，大多被監管當局的率性而為給取代。 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或許很令人震驚，但以國家干預並控管經濟活動的程度而言，現代美國已經可以和 1930 年代的法西斯德國相比。首先，政府支出約佔國民總收入的 40% ，雖然每年的確切數字有些許差異，但最近幾年大概都落在 40% 左右。前述比例並不包括政府預算外的聯邦、州、地方政府機關，正如 James Bennett 和我在我們《 Underground Government: The Off-Budget Public Sector 》書中討論的那樣。如果要將預算外的政府機構也納入計算，政府支出會佔國民總收入的 45-50% ，這個數字已經跟 Hayek 所提之納粹德國的 53% 相差不遠。 談到政府監管，美國有 9 個內閣級聯邦機構分別監管與控制住房、交通、醫療、教育、能源、礦業、農業、勞動與商業。除了幾十個聯邦級政府監管機構，州政府也推出一堆管制法規。譬如，阿拉巴馬州網站上面就羅列州政府所成立的各監管機構與委員會：退休、地質、公共衛生、教育、保育、天然資源、工業關係、農業、高齡市民、觀光、差旅、退伍軍人、環境管理、鑑定科學、商業發展、受刑期滿再社會化、銀行、保險、勞動、交通、青少年服務、兒童事務、影片製作、港務、殘疾人士、藝術、房地產、石油與天然氣、森林、道德、露天採礦、酒精飲品、拍賣，與「出於信念之舉措」。阿拉巴馬其實是比較偏保守派的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