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犯罪｜4. 政府管制與股市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Devin_Smith via photopin cc
如果不是因為政府監管，使得企業得將資源與時間用來迎合政府官員，而不是用來創造新產品、改良現有產品與服務、減少成本與價格，道瓊工業指數可以比現在還要再高個幾千點。由於股票價格取決於未來預估獲利，政府監管破壞了股票價值。
政府監管已經將美國企業從具創業精神之企業轉變為遲鈍的官僚巨獸。正如 Ludwig von Mises 在《 Liberalism 》所言：
我們今天在私有企業中所見到的官僚作風，純粹就是政府干預主義的產物，企業被迫考慮那些遠離營運業務主軸的政策制定。一旦決策過程必須留意政治偏見與情感，以避免來自各種國家機制的不斷騷擾時，企業將很快地發現其計算基準已不再純然基於獲利與虧損。
Mises 在 1962 年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政府干涉的範圍與今天的利維坦政府相比，簡直微乎其微。法院與監管機構透過監管法規，洗劫資本主義的三個最重要的組成：私有財產權、契約自由、結社自由。多虧了那些幾乎影響美國所有企業的監管控制，現代的商業社會中已經不存在所謂真正的私有財產權。
政府對企業的監管範圍簡直令人頭腦發麻。華盛頓的競爭企業協會（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每年都會發行《 Ten Thousand Commandments 》（由 Clyde Wayne Crews, Jr. 主編），紀錄聯邦政府的監管範圍。該刊的 2011 年版表明，企業為了遵守聯邦政府的法規所付出的成本，估計約為 1.752 兆美元。這個數字幾乎等同聯邦政府該年百分之五十的聯邦總預算，超過了全美企業的總稅前利潤，幾乎是該年所得稅收總額的兩倍。此外，《 The Federal Register 》上所列出的細節法規，總計印刷頁數超過 80,000 頁，超過 58 個聯邦監管機構正專職於每年再增加數千頁的法條。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為了執行這些法令，另外還有數以萬計的細節執行法規。
顯然，除了上兆的美元，美國企業還得花上許多時間來應付政府文書、規範與管制，而不是把精力花在製造更好、更便宜的產品上。利潤被降低、工作機會減少或甚至打從一開始就胎死腹中，股票價格遭受扼殺。因為政府法條與規定不斷變動，有時候根本是無中生有，這種因政府監管所直接造成的產權不穩定性，使得投資人對於合約的估值更加不確定。
大部分的政府監管，對於其聲稱所要保護的消費者建樹甚少（如果有的話），這已經成為一種定律。前述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nald Coase 所做出的結論，他以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的身分擔任著名期刊《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的主編多年，該期刊在當時發表了上百篇有關政府管制的學術研究。在編輯與發行了數百篇類似研究後， Coase 教授在 J.F. Weston 的《 Large Corpor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中總結道：
綜觀歷史，過去十五年來，出現許多政府監管之影響的大型研究，特別在美國。這些研究有定量也有定性…而研究結果也很清楚：這些研究都傾向政府監管低效率、成效些微，有些甚至造成不好的影響，結果，因為這些監管，消費者不是獲得品質更差的產品，就是獲得價格更高的產品，又或者是兩者兼具。事實上，這些研究發現如此一致，反而創造謎題：人們期望在這些研究之中，總會發現一些利大於弊的政府計畫。
大學商學院很少教授「企業家精神」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美德」，但是卻提供無數的「企業法」、「行政法」、「企業道德」、「企業社會責任」等課程。這些課程都在教學生官僚作風、迎合國家的眾多官僚機構，忽視營利。就連會計課程，也都在證卷交易委員會的指導下教授。國家對企業的管制越來越多，許多大企業的執行長具有律師、說客或是政治背景，企業成為政府操縱的工具，而不是製造與工程的工具。
政府監管也摧毀了商業世界的言論自由。出於對監管處罰、稅務審計或任何其他形式政府騷擾的恐懼，鮮少商業人士會公然反對政府監管。許多美國企業受到來自國家監管的恐嚇，反而資助政治團體數十億美元，讓他們遊說政府實行更多的管制與干預主義。據華盛頓國會研究中心估計，在美國，企業每捐一塊美金給像 Mises Institute 那樣的親自由組織時，反企業自由組織就會收到三塊的捐款。顯然，部分捐獻者相信自己是在「買取」監管者的青睞，但事實上，他們正在送出讓國家可以在經濟上「吊」死他們的「繩子」。部分捐獻者則純粹是左翼激進團體敲詐的受害者。
聯邦官僚機構連自己的預算都沒有能力管理，更何況是成千上萬私營企業的預算管理。公營企業的懶惰、散漫、低效率與貪腐，臭名遠播。讓這些人來干涉成千上萬私營企業之企業決策，這種想法簡直就是摧毀美國資本主義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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