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摘】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國家解剖學｜國家怎麼維護自己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中文版電子書下載）
圖片：leg0fenris via photopin cc

一旦某個國家被建立，統治集團或「貴族」的問題變成如何維護自己的統治。7由於武力是他們的手段，他們的長期的基本問題在於思想。為了繼續留任，任何政府（不只「民主」政府）都必須獲得多數統治民眾支持。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支持不必是主動的熱情；它也可以被當成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而被動接受。但它必須在某種意義上受到某種形式的支持，否則少數的國家統治者最終會被積極的多數反抗群眾給推翻。由於掠奪仰賴生產盈餘的支持，構成「國家」的全職官僚（與貴族）必須要占疆域總人口的相對少數，僅管它們會透過收買疆域內的主要族群結成盟友關係。因此，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始終都是確保自己被廣大的民眾主動或被動接受。[8], [9]

當然，獲得支持的方法之一就是創造既得利益。因此，只有國王一個人是無法統治社會的；他必須要有數量龐大的追隨者作為統治的先決條件，例如全職官僚或體制派貴族等國家機器的成員。[10] 但這只確保了少數的積極支持者，甚至連用補貼或其它特權等政策收買手段都難以獲得多數人同意。為了獲得這個重要的支持，多數民眾必須被說服，相信他們的政府良好、明智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肯定比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好得多。在民眾間宣傳這種意識形態是「知識分子」重要的社會任務。大部分的民眾不會自己創造想法，或甚至獨立思考這些想法；他們被動地追隨那些被知識分子接受並傳播的思想。因此，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上的「意見塑造者」。而國家最迫切需要的正是「意見塑造者」，這個國家暨知識分子歷史悠久的聯盟關係變得清晰。

很明顯的，國家需要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需要國家的理由卻不是那麼明顯。簡言之，我們或許可以說，知識分子在自由市場上從沒得到穩定的生活；知識分子必須依賴於其追隨群眾的價值觀與選擇，而普羅大眾的特性之一就是對知識問題一般不感興趣。但另一方面，國家願意在國家機器中提供這些知識分子安全又永久的職位，換句話說就是穩定的收入跟社會威望。知識分子提供國家統治者重要的社會功能而得到豐厚回報，他們現在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11]

這種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盟，以19世紀柏林大學的教授們爭相成為「霍亨索倫王朝的學者保鏢」作為象徵。在此揭露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對Wittfogel的古代東方專制批判研究所做的評論：「Wittfogel教授狠狠挖苦的文明，讓詩人與學者成為官員。」[12] 我們可以在無數的例子中，舉出近期發展的策略「科學」是為了替政府的主要暴力手臂服務：軍隊。[13] 此外，官方或「御用」歷史學家這個受人尊敬的機構，致力於大力推廣統治者對於自身或其前人所為的觀點。[14]

國家與其知識分子以眾多說詞誘導臣民支持他們的統治。基本說法可歸納如下：（a）國家統治者是個偉大又明智的人（「神權統治」、他們是人中「貴族」、他們是「科學專家」），總之比那些良好但是相對頭腦簡單的臣民更偉大也更明智，及（b）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管制不可避免、絕對必要，總比它垮台後隨之而來無法形容的災難要好得多。教會暨國家聯盟就是歷史最悠久也最成功的思想機器。統治者要不是被神指派，就是像許多東方專制主義的極權統治情況一樣，統治者自己就是神，因此，任何對統治者的反抗都是褻瀆。國家祭司就扮演了獲取民眾支持的基本知識份子功能，甚至是製造對統治者的崇拜。[15]

另一個成功的手段是灌輸民眾對任何其他統治系統或非統治狀態的恐懼。現有的統治者提供公民應該為此感激流涕的基本服務：對抗零星罪犯與掠奪者的保護。對國家而言，為了維護自己的掠奪壟斷，它確實瞭解得把私人、非系統性的犯罪保持在最低限度；國家總是覬覦於自己的領地。特別是近幾個世紀以來，國家成功地灌輸了人民對他國統治者的恐懼。由於全世界的土地大都被特定國家給瓜分，國家的基本教義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管轄領土。由於多數人往往偏愛自己的祖國，這種人民對土地以及同胞的認同感造就了對國家有利的愛國主義。如果「魯里坦尼亞國」被「沃達維亞國」攻擊，國家和其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就是說服他們的人民，這次襲擊的目標是他們，而不僅是魯里坦尼亞國的統治貴族。這樣一來，統治者之間的戰爭就被轉化成人民之間的戰爭，人民捍衛他們的統治者，因為他們誤以為統治者是在替他們防守。這種「國家主義」的手段在近幾世紀的西方文明中相當成功；但其實不久以前，民眾將戰爭視為不同貴族間的戰鬥，與己無關。

國家在幾世紀以來運用了許多微妙的思想武器。其中一個武器是「傳統」。國家維持統治的時間越久，這項武器就越強大；如此，X王朝或Y國家會因為幾百年的傳統而顯得有份量。[16] 對於自己祖先的崇拜，被轉變成對古老統治者的崇拜。國家最大的危險是獨立知識分子的批評；再沒有比褻瀆祖先智慧更理想的工具，可以用來壓制批評、孤立意見或任何新興的質疑。另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是抨擊社會上的個人主義並發揚集體主義。因為所有現有政權都意謂著主流群眾的支持，任何對統治者造成威脅的思想都只會從一個或少數幾個獨立思考的個體開始。新的思想，以及少得多的關鍵思想，都必須從少數意見開始；因此，國家必須透過嘲笑違抗多數意見的觀點來扼殺危險的思想新芽。「只聽哥哥的話」或「適應社會」因而成為摧毀個體異議的思想武器。[17] 透過這些措施，廣大民眾永遠不會認知到他們的國王穿的新衣並不存在。[18] 對於國家而言，讓統治看似不可避免也至關重要；即使它的統治並不受歡迎，它仍能獲得被動的接受支持，變成「唯獨死亡和繳稅不可避免」的見證者。方法之一是引進與自由意志論抗衡的歷史決定論。如果X王朝統治我們，它就成為無情的歷史法則（或神的意志、絕對統治或唯物史觀），任何渺小的個人都無法改變這個不可避免的諭令。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國家任務，是誘導人民厭惡「歷史陰謀論」；因為探尋「陰謀」意謂著探尋國家誤導歷史的動機與責任。如果有任何由國家實施的專制、賄賂或侵略戰爭，都不是國家統治者所造成的，而是神祕的「社會驅動力」或不完美的國家或世界，有的時候是每個人都要為此負責（如「我們都是謀殺者」口號），藉此，人民沒有理由憤怒並反抗這些劣跡。此外，攻擊「陰謀論」，意謂著讓那些人民變得輕信國家拿來替專制脫罪的「共同利益」。「陰謀論」透過動搖人民對國家思想宣傳的信任，進而顛覆整個系統。

另一個強迫人民服從國家意志的方法是誘導人民的「罪惡感」，屢試不爽。任何私人財產的增加都可以用「不合理的貪婪」、「唯物主義」或「過度富裕」來攻擊，而獲取利潤則被攻擊為「剝削」和「高利貸」，雙方互惠的交換行為被指責為「自私」，還有不知怎地出現應該有更多資源從私人部門挪用至「公共部門」的結論。導入罪惡感讓人民更願意服從國家。個人往往沉迷於「自私貪婪」，而國家統治者在交易行為上的失敗，反而變成他們奉獻給更崇高目標的象徵－相比於和平且具生產性的工作，寄生性的掠奪顯然更符合道德要求。

在現今更加世俗化的時代中，國家的神聖權利被新興的科學之神補全。國家現在透過宣稱自己超科學的專家規畫所統治。雖然「理性」比過去幾世紀以來更受強調，但這不是個體與自由意志的理性，它仍然是集體主義與宿命論，仍然意謂著統治者強制操弄被動的人民。

頻繁使用科學術語，讓國家的知識分子能夠用蒙昧主義編織對國家統治的辯解，這種事在以前較簡單的時代中只會受到民眾的譏笑。如果有強盜說自己正在幫助受害者，因為他的消費有助於刺激零售貿易，這種說法肯定沒什麼信徒；但如果用凱因斯主義的方程式還有他令人印象深刻文獻中的「乘數效應」來偽裝，不幸地將帶來許多信徒。其結果是被拿來攻擊常識，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方式執行這個任務。

因此，思想支持對國家非常重要，它必須不斷試著讓公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認可它的「合法性」，用來區別國家活動與單純盜竊。這種攻擊常識的不懈決心不令人意外，Mencken生動地主張：

一般人不管再怎麼錯，至少都能清楚看到政府是與他和他的同胞不同的存在的：政府是一個分開、獨立的敵對勢力，只有少部分會受到他控制但卻能對他造成大量傷害。搶劫政府在無處不被視為比搶劫個人或甚至企業更輕微的犯罪難道不是事實？…這些想法背後，我相信，是政府與其人民深層的根本對立。可以理解的是，被選來掌舵公共事業的人不會是公民個體，而是獨立且自主的法人團體，主要致力於剝削大眾並為自己的成員謀利。… 當某個普通公民被搶劫時，意味著某個有價值的人被剝奪其勤儉的成果；當政府被搶劫時，最糟的不過是某些流氓和懶漢手上的錢比以前少。他們賺取這些錢的概念永遠不會被擁戴；對大多數明智的人而言，這顯得荒唐可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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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貴族」是透過國家強制授權或實施的特權族群。有關「貴族」與馬克思的社會「階級」概念的關鍵區別，請參：Ludwig von Mises，《Theory and History》，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年，頁112以後。

8 這種接受並不意味著該國的規則成為「自願」；即使受到多數人的積極支持與渴望，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一致的支持。

9 Étienne de la Boétie、David Hume和Ludwig von Mises等尖銳的政治理論家都展示出：不管政府對公民如何「獨裁」，每個政府都必須確保獲得這種支持。參照：David Hume，「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Essays, Literary, Moral and Political》，London: Ward, Locke, and Taylor，頁23；Étienne de la Boétie，《Anti-Dictato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2年，頁8-9；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uburn, Ala.: Mises Institute，1998年，頁188以後。其他la Boétie對於國家分析有所貢獻的內容，參：Oscar Jaszi與John D. Lewis，《Against the Tyrant》，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1957年，頁55-57。

10 La Boétie，《Anti-Dictator》，頁43-44：

每當某個統治者因利慾薰心變得貪婪非凡並成為獨裁者時，那些聚集在他周圍支持他的人，都是為了分一杯羹，當個大暴君下的小酋長。

11 這決不意味著所有知識分子都會與國家聯合起來。有關知識分子與國家聯盟的敘述，參照：Bertrand de Jouvenel，「The Attitude of the Intellectuals to the Market Society」，《The Owl》，1951年1月，頁19-27；同上，F.A. Hayek編，「The Treatment of Capitalism by Continental Intellectuals」，《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年，頁93-123；再版於George B. de Huszar，《The Intellectuals》，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1960年，頁389-399；以及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 Meridian Books，1975年，頁143-155。

12 Joseph Needham，「Review of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Science and Society》，1958年，頁65。Needham在頁61還寫道「成功的（中國）皇帝身旁有數目龐大且具有仁德、無私的士大夫支持」。Wittfogel指出，光耀統治階級的儒家學說廣受君子士大夫官員的接受，而這些人注定會成為對百姓發號施令的專業統治者。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年，頁320-321與各處。與Needham不同態度的意見，參照：John Lukacs，「Intellectual Class or Intellectual Profession?」，de Huszar，《The Intellectuals》，頁521-522。

13 Jeanne Ribs，「The War Plotters」，《Liberation》，1961年8月：13。「策略家堅持認為，他們的軍事專業應得到相當於學術專業的尊嚴。」另參：Marcus Raskin，「The Megadeath Intellectual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63年11月14日：6-7。

14 因此，史學家Conyers Read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主張鎮壓的歷史事實是為了服務「民主」與國家價值觀。Read宣稱：「總體戰爭，無論是熱或冷，都須徵集所有人並呼籲大家發揮自己的作用。歷史學家對此的義務並沒有比物理學家少。」Read，「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Historia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1年，頁283以後。對Read的批評以及其他歷史主張，參照：Howard K. Beale，「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53年8月，頁227-255。另參照：Herbert Butterfield，「Official History: Its Pitfalls and Criteria」，《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頁182-224；及Harry Elmer Barnes，《The Court Historians Versus Revisionism》，頁2以後。

15 參照：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頁87-100。有關宗教在古代中國與日本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參：Norman Jacobs，《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58年，頁161-194。

16 De Jouvenel，《On Power》，頁22：

服從的根本原因是它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權力變成既成事實。從最早出現的歷史記載開始，它總是主宰人類命運…統治（社會）的政權及其累積在人民心中的影響力，在將其特權移交給下一任之前，不會消失。而繼任的政府在隨後幾百年中統治同一個社會，可以視為持續增生的相關政府。

17 中國運用宗教的手法，請參Norman Jacobs，各處。

18 H.L. Mencken，《A 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Knopf，1949年，頁145：

所有的（政府）都知道，每個原始的想法都是潛在的變化，也可能是對目前特權的入侵。對任何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是那些能夠獨立思考而不受迷信與禁忌約束的人。幾乎不可避免的，這些人會得出結論，認為目前的政府不誠實、瘋狂且難以忍受，所以，如果他是浪漫主義者，他會試圖改變現狀。即使他不是浪漫主義者，他也很容易讓那些浪漫主義者感染到這種不滿情緒。

19 同上，頁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