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 cc
《New Republic》雜誌創刊於1914年，為進步主義的領導知識器官，也是蓬勃發展之大企業利益聯盟的實例，具體而言，就是摩根家族與數目增長的集體主義知識分子集團。《New Republic》的創辦人兼發行人為Willard W. Straight，同時也是J.P. Morgan & Co.的合夥人，他繼承財富的老婆Dorothy Whitney就是他的金主。這份具影響力之新興周刊的主編Herbert David Croly是集體主義老將，同時也是羅斯福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的理論家。Croly下的兩個編輯分別是Walter Edward Weyl與Walter Lippmann。Walter Edward Weyl也是新民族主義的理論家。年輕的Walter Lippmann則是校際社會主義社會（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野心勃勃的前正式人員，未來的權威人士。儘管《New Republic》一開始偏好羅斯福主義，但是，當威爾遜開始將美國帶入一戰時，《New Republic》就成為戰爭的熱心支持者，簡直就是威爾遜的戰爭工作、戰時集體經濟，與戰爭形成之新社會的發言人。
在高層次理論的領域中，哥倫比亞大學的實用主義者John Dewey教授，無疑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的領導者，不管是一戰前、一戰期間，或者是一戰後。Dewey頻繁地替《New Republic》為文，顯然已是它的主要理論家。Dewey是出生於1859年的洋基人，其父親是Vermont的小鎮雜貨商[42] ，正如Mencken所述，他「擁有Vermont地區的鐵票，同時也是最高節制主義者」。雖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實用主義者與世俗人文主義者，但這個事實鮮為人知，1900年前，Dewey以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的身分出名，透過擴張科學、社群與國家的方式，追求基督化社會與神之國度。1890年代期間，Dewey以密西根大學哲學教授的身分，在一系列基督教學生協會的講座中，闡述了他的後千禧虔信主義願景。Dewey主張，近代科學的發展，使得人類足以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國度這個聖經概念。一旦人類擺脫了正統基督教的束縛，就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宗教上的神之國度，以協助所有人團結參與這個和諧整體社會為目標」。[43]
宗教由此與科學及民主協作，這些都將打破人類與建立神之王國之間的隔閡。John Dewey的工作在1900年後變得容易，他與該時期的其他後千禧主義知識分子一樣，緩慢但果決地從後千禧進步主義基督教國家中央集權論者，轉變為進步主義的世俗國家中央集權論者。國家中央集權、「社會控制」與規劃的擴張傾向仍然相同，儘管基督徒退出這塊版圖，知識分子與政治活動家仍持續地維持著他們父執輩曾經擁有的散播福音熱情，要來救贖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透過進步主義與國家中央集權，一定仍能獲得救贖。[44]
John Dewey在和平時期為和平主義者，但當美國準備要武力干預歐洲戰爭時，他也將自己轉型為戰爭支持者。首先，在1916年1月的《New Republic》中，Dewey抨擊那些譴責戰爭是「傷感幻想」的「專業和平主義者」，說他們混淆了目的與手段。Dewey宣稱武力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武力手段本身不該被讚揚或譴責。接著，Dewey在4月簽署了支持盟軍的宣言，不僅歡慶著盟軍的勝利，同時還宣稱盟軍「為了保衛這個世界的自由與最高度的文明而奮鬥」。儘管Dewey支持美國參戰的原因是為了對抗德國，「困難但是必須去作的任務」，他對於這場戰爭將替美國國內政體帶來的改變更感興趣。具體而言，戰爭提供了完美的機會，以社會正義之名實施集體主義的社會控制。正如某位歷史學家所言：
因為戰爭對於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為此必須出現前所未有的政府規劃與經濟管制，Dewey眺見美國國內與各國出現永久性社會主義化的願景，永久性取代私有財產制，以公眾社會利益取代個人私欲。[45]
美國參戰後不久，Dewey在《New York World》的訪問中興奮地認為「這場戰爭將是商業的末日」。為了戰爭的需要，「我們生產是為了必要，而不是為了銷售，（在戰爭的面前）資本主義不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與銷售，將被政府收管，「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舊原則會再恢復…私有財產制已經失去其神聖…工業正在民主化」。[46]
簡言之，知識在過去是被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但現在，知識被用來摧毀舊秩序，並創造「民主化管制」的新社會秩序。勞動者將獲得更多權力，科學將被社會動員，大規模的政府管制正在共產化產業。Dewey宣稱，這些進展正是我們正在奮鬥的目標。[47]
此外，John Dewey也看到這場戰爭帶來打開全球化集體主義之大門的機會。對於Dewey而言，美國參戰在這個世界上創造了一個「關口」，一個「透過世界組織以全球利益為名進行跨國界控管」的世界，這個世界將「不再有戰爭」。[48]
《New Republic》的編輯群與Dewey的立場相似，只不過他們比Dewey更早得出這個結論。Herbert Croly在該雜誌1914年1月創刊號中，興高采烈地預言這場戰爭會刺激美國的民族主義精神，並讓美國更接近民主。《New Republic》剛開始的時候對於歐洲的戰時集體主義經濟還有些遲疑，但是，很快就開始支持這項措施，並且敦促美國也跟進歐洲各國社會化經濟與強化國家權力的腳步。
隨著美國準備參戰，《New Republic》檢視了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歡喜地說：「在行政方面，社會主義獲得精湛又引人注目的勝利。」確實，歐洲的戰爭集體主義雖然有點冷酷與專橫，但是歐洲各國從沒害怕過，美國也能用這種手段來達成「民主」的目標。
《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美國的「戰爭精神」，這種精神意味著「以國家與社會的力量來取代和平時期採用的私有武裝機制」。儘管戰爭與社會改革的目標可能會有所差異，但是，到頭來，「這些都是目標，幸運地，具有效率的社會組織對於所有人類都適用」。[49] 確實很幸運。
當美國正準備加入戰局時，《New Republic》熱切地敦促集體化迫在眉睫，因為集體化將理所當然地帶來「國家效率與幸福的立即效果」。在宣戰之後，該雜誌呼籲將這場戰爭當成「具野心的民主工具」。該雜誌問道：「這場戰爭難道不應該被用來當作這個國家引用創新機制的理由？」如此一來，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們就能擔任領導，廢除「半開化競爭資本主義的典型弊端」。
Walter Lippmann深信美國將透過這場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他在美國參戰後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興高采烈地發表他對於最終世界的願景：
我們參加這場戰爭，為了確保由美國發揚的民主不被普魯士專制給終結，並在這個世界生根。我們應該將目光投注於自身的暴政，檢視科羅拉多礦坑、專制的鋼鐵業、血汗工廠與貧民窟。美國的力量太鬆散。那些保守論者沒有辦法緩和這些。我們應該要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50]
確實，Walter Lippmann一直是《New Republic》最重要的鷹派知識份子。他推動Croly支持威爾遜及其武力干預，並且與House上校合作，施壓威爾遜參戰。很快地，Lippmann這個徵兵支持者得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27歲的他擁有極健康的身體，絕對有資格參加入伍徵選，然而，不知怎地，Lippmann未能將理論與實踐合而為一。
年輕的進步主義哈佛法律教授Felix Frankfurter，同時也是《New Republic》的核心編輯，被戰爭部長Baker選拔為特別助理。不知何故，Lippmann認為自己的天分應該要被用來規劃戰後世界，而不是到前線戰壕中打仗，為此，Lippmann寫信給Frankfurter，請求他讓自己到Baker的辦公室上班。Lippmann懇求道：「我想做的，是將我的所有精力，投入研究與預測進入和平時期的趨勢，以及和平時期的反應。您認為我可以因為這項高尚的理由而獲得豁免嗎？」Lippmann接著和Frankfurter擔保這項請求沒有任何「個人因素」，他解釋道：「這些事務事關重大，需要周詳的考慮，絕對不能參雜個人情感。」Lippmann在Frankfurter照會完成後寫信給Baker，他向Baker保證，自己是以申請其它攸關國家利益的工作為由來請求豁免入伍。正如Lippmann的完美行話示範：
我向所有我所尊敬的對象徵詢了建議，他們都敦促我申請豁免。您能清楚地理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在我盡可能地坦然面對、探尋自己的靈魂後，我相信自己對國家的貢獻能夠比身為一名大兵要來得更有效率。
毫無疑問。
為了錦上添花，Lippmann還寫上一些「非重要訊息」的內容，他苦澀地向Baker說：「我的父親已時日不多，母親將要孤單地獨活於世界，但母親並不知道父親的狀況，而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怕這件事情將會曝光。」顯然，沒有任何的其他人「知道」他父親的情況，包括他父親本人跟他父親的主治醫師，老Lippmann後來成功地又多活了十年。[51]
在爭取到入伍豁免後，Walter Lippmann興奮地跑到華盛頓去幫忙參戰事宜，幾個月後，他參與House上校的秘密會議，與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起設定、規劃戰後世界與未來的和平協議。其他人在戰場上為國捐軀；但Walter Lippmann知道自己的才華在那裏，至少，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可以更好地發揮在即將成形的集體主義國家上。
隨著戰爭的進行，Croly和他的編輯們在Lippmann這個外部支援下，歡慶著每一項邁往控管式戰爭經濟的新發展。鐵路與運輸的國有化、Herbert Hoover食品管理局所實現的整體生產控管、親聯盟政策、高稅賦與徵兵，每一項都被《New Republic》讚譽為擴大用來促進公共利益的民主權力。停戰協議後，《New Republic》回顧戰時的措施，讚揚道：「我們改革了這個社會。」剩下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新的憲制慣例來完成重建美國的工作。[52]
這個改革尚未全數完成。在Bernard Baruch還有其他戰期規劃人員的反對下，政府決定不要永久化大部分的戰時措施。從那時候開始，將一戰系統轉變為美國生活的永久機制，成為Baruch等人的志向。針對一戰所下的評語中，Rexford Guy Tugwell的最為犀利，他是羅斯福新政智囊團中的集體主義者。Tugwell在1927年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道，假若這場戰爭再久一點，偉大的「實驗」就能完成：「和平到來時，我們正快要達成國際性的工業合作，停戰協議阻止了生產、價格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53] Tugwell其實不用這麼苦惱；危機很快會再出現－其它的戰爭。
戰爭結束時，Lippmann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新聞權威人士。在威爾遜政府的嚴厲凡爾賽條約後，Croly發現《New Republic》不再是偉大政治改革的發言人。他於1920年代後期在國外找到國家集體主義領袖的模範－墨索里尼。[54] Croly餘生都是墨索里尼的崇拜者，這並不令人意外，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溺愛下長大，沉浸在孔德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專制社會學說。這些觀點影響著Croly的一生。Herbert的父親David是美國實證主義之父，支持政府擁有支配所有人生活的權力。David Croly青睞將信託與壟斷的擴大做為手段，終結邪惡的個人競爭與「自私」。David Croly跟他的兒子一樣，責備傑佛遜派「對政府的不信任」，並把Hamilton當作抵抗這個趨勢的案例。[55]
另一方面，Dewey教授這個戰時轉戰敲邊鼓的和平主義知識分子又變得如何？在他短暫的出名時期中，John Dewey在1919到1921年間任教於北京大學，並旅行於亞洲地區。中國此時正處於社會動盪，凡爾賽條約將原先德國對山東的管轄權轉給日本。日本在與英法的秘密協議中獲得這項獎賞，做為日本加入對抗德國的條件。
威爾遜政府被撕裂為兩個陣營。一邊是支持協約國的陣營，並寄望以日本來當作抗衡俄國。另一陣營則警覺日本之威脅並對中國有所承諾，大多來自於那些希望擴大在中國勢力範圍之美國新教傳教士的關係人。威爾遜政府從剛開始的親中立場，轉而在1919年支持短暫的凡爾賽條約。
John Dewey投機地跳入這場複雜的狀況中，沒有看見事情的複雜性，也壓根沒想過自己甚至是美國本來可以在這場紛爭中置身事外。Dewey很快就倒向全然支持中國國家主義者立場的陣營，歡呼著中國野心勃勃的新興政治運動，甚至將親新教的中國YMCA譽為「社會工作者」。Deway大聲地說「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武力外交者」，但日本顯然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武力威脅。因此，Deway幾乎從不間斷地支持一場可怕的世界戰爭，甚至開始鋪陳另外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56]
42 H.L. Mencken，「Professor Veblen」，收錄於《Mencken Chrestomathy》，（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49年），頁267。
43 引述於Jean B. Quandt的重要論述「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 The Secularization of Postmillennialism」，《American Quarterly》25刊，（1973年10月）：404。另參John Blewett, S.J.，「Democracy as Religion: Unity in Human Relations」，收錄於Blewett編，《J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33–58；及J. Boydstan等人編之《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1882–1989》，（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71年），卷2、3。
44 有關後千禧派虔信教徒在1900年後的世俗化，參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390–409；與James H. Moorhead，「The Erosion of Postmillennialism in American Religious Thought, 1865–1925」，《Church History 53》，（1984年3月）：61-77。
45 Carol S. Gruber，《Mars and Minerva: World War I and the Us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92。
46 引述於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93。另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 Braeman、R. Bremner與E. Walters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6年），頁89。出於類似的原因，「為盈利而生產」與「為使用而生產」這種二分法的先知Thorstein Veblen支持戰爭，並於《New Republic》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公開支持社會主義，該文章後來重新收錄於他自己在1919年發行的《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書中。參Charles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 and World War I」，《Mid-America》45刊，（1963年7月），頁150。另參David Riesman，《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年），頁30–31。
47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50。
4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92。
49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2。奇妙的是，對於《New Republic》的知識分子來說，實際存在的個體被貶為「機械體」，而「國家與社會」等虛擬的實體，卻被譽為「有機體」。
50 引述於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7。一小部分的親戰社會主義者從反戰的社會黨中退出，成立社會民主聯盟，加入由威爾遜政府資助與組織的親戰組織－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這些親戰社會主義者將戰爭視為「驚人之集體主義進步」的契機，並認為戰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將會進一步朝向「民主集體主義」發展。這批親戰社會主義者包括John Spargo、Algie Simons、W.J. Ghent、Robert R. LaMonte、Charles Edward Russell、J.G. Phelps Stokes、Upton Sinclair，及William English Walling。出於對戰爭的狂熱，Walling譴責社會黨是專制皇帝的工具，並支持打壓和平主義者與反戰社會主義者的言論自由。參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3。有關Walling，參James Gilbert，《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72年），頁232–33。有關美國勞動與民主聯盟及其戰爭工作，參Ronald Radosh，《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年），頁58–71。
51 事實上，Jacob Lippmann在1925年罹患癌症，並在兩年後去世。此外，Lippmann對於他父親無比冷漠，不管是在他生前或是他過世之後。Ronald Steel，《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 Random House，1981），頁5、116–17。有關Walter Lippmann對徵兵制度的狂熱，至少是對其他人徵兵這件事，參Beaver，《Newton Baker》，頁26–27。
52 Hirschfeld，「Nationalist Progressivism」，頁148–50。有關《New Republic》與戰爭，特別是有關John Dewey，參Christopher Lasch，《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New York: Vintage Books，1965年），頁181–224，特別參頁202–04。有關《New Republic》的三個編輯，參Charles Forcey，《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 Croly, Weyl, 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年）。另參David W. Noble，「The New Republic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1914–1920」，《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1年12月）：387–402。《New Republic》在一本1918年發行的《The End of the War》書評中，Walter Weyl編輯向讀者保證「經濟一旦獲得團結，就不再投降」，引用於Leuchtenburg，「New Deal」，頁90。
53 Rexford Guy Tugwell，「America’s War-Time Socialism」，《The Nation》，（1927年），頁364–65。引用於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0–91。
54 Croly在1927年1月的《New Republic》寫了一篇編輯文章「An Apology for Fascism」，支持「Fascism for the Italians」這篇文章，讚揚其作者是John Dewey弟子兼務實進步主義者的傑出哲學家Horace M. Kallen。Kallen稱讚墨索里尼的務實派態度，特別是墨索里尼在義大利人生活中注入的「élan vital」。Kallen教授承認，法西斯主義確實具脅迫性質，但這肯定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Kallen點出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教育與行政改革的重大成就，Kallen加註：「法西斯主義改革在這方面跟共產主義改革沒有什麼不同。兩者都是以武力來落實意識形態。一旦起了頭，兩者都應該獲得機會自由發展…」《New Republic》的編輯文章讚揚Kallen的論述，並說「外國評論應該要小心，別扼殺了這場聚集全國道德能量來達成所有人共同目標的政治實驗」。《New Republic》49刊，（1927年1月12號），頁207–13。引述於John Patrick Diggins，「Mussolini’s Italy: The View from America」，南加州大學1964年博士論文，頁214–17。
55 David Croly出生於愛爾蘭，他成為紐約市的傑出新聞工作者後加入《New York World》的編輯群。Croly組織了美國第一次的進步主義者聚會（Positivist Circle），並資助Comtian Henry Edgar在美國的巡迴演講。進步主義者聚會在Croly家舉行，David Croly在1871年發行《A Positivist Primer》。Herbert在1869年出生時，他的父親將他獻給Goddess Humanity，孔德派的中心象徵。參Herbert近期的傳記，David W. Levy著，《Herbert Croly of the New Republic》，（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
56 參Jerry Israel，《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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