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Randy Son Of Robert via photopin cc

婦女組織的主要參戰貢獻之一，是為了解救美國士兵免於暴戾與惡魔蘭姆酒之威脅所作的協作努力。除了在國內每個軍事基地的鄰近區域建立嚴格禁酒區之外，1917年5月的《選擇性禁止法》也在軍事基地外大範圍地禁止賣淫活動。為了實行這些規定，陸軍部建立了訓練活動委員會（Commission on Training Camp Activities），美國海軍隨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這兩個委員會都由Raymond Blaine Fosdick領導，他是這份工作的首選、進步主義紐約客、市政改革者，同時也是Woodrow Wilson的前學生與弟子。

Fosdick的背景、生活與職業生涯，都是當時進步主義學者與政治運動家圈子中的愛國主義者。Fosdick的祖先是來自Massachusetts和Connecticut的洋基客，他的曾祖父是駕車西征到紐約水牛城，成為洋基地區心臟地帶前沿開墾者的先鋒。Fosdick的祖父是浸信會的虔信佈道者，同時也是禁酒主義者，他與牧師的女兒結婚之後，一生都在水牛城從事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Fosdick的祖父後來成為水牛城的督學，終生努力於推廣、強化公立學校體系。

Fosdick的直系血親也沿襲這條脈絡。他的父親也是水牛城的公立學校教師，最後升為高中校長。他的母親則是虔誠的虔信教徒，也是禁酒主義與婦女選舉權的忠實擁護者。Fosdick的父親是虔誠的新教徒與「狂熱」共和黨人，Fosdick的中間名以其父親心目中的英雄為名－緬因州共和黨老將James G. Blaine。Fosdick的三個孩子，長子Harry Emerson、Raymond，與Raymond的雙胞胎妹妹Edith，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也都將畢生投入虔信主義與社會服務。

Fosdick在紐約當局活躍的時期交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朋友－John D. Rockefeller, Jr.。John跟他父親一樣是虔信浸信教徒，他在1910年擔任特殊大陪審團的主席，試圖將掃蕩紐約的所有賣淫活動。對於Rockefeller來說，掃黃成為其畢生的十字軍戰爭。他堅信必須要透過嚴格的手段，移除、隔離並地下化像賣淫這樣的罪。

Rockefeller的十字軍戰爭始於1911年成立的社會衛生局，他在之後的25年間投入五百萬的資金。社會衛生局成立了兩年後，他把Fosdick也拉入參與，當時Fosdick已經是Rockefeller浸信會聖經班年度聚會的講者，他研究如何聯合歐洲警力系統與社會運動來終結「社會惡習」。在Rockefeller的授意下，Fosdick從研究歐洲擴大到美國警力系統，Fosdick震驚於警察工作在美國不被視為「科學議題」，而是「骯髒的」政治議題。[31]

當時，新的戰爭部長－前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長Newton D. Baker，據報動員到德洲墨西哥邊境以對抗墨西哥革命人士Pancho Villa的部隊，軍營附近充斥沙龍與妓院，Baker為此感到困擾，於1916年派出被軍官嘲笑為「牧師」的Fosdick進行調查，Fosdick驚恐地發現軍營附近到處都是沙龍跟妓院，並將他的驚愕回報Baker。在Fosdick的建議下，Baker抨擊軍隊指揮官以及他們對酒精與惡習的鬆管態度。Fosdick則開始發展另一個概念，難道打擊罪惡不能伴隨著鼓勵良善的正面態度，讓我們的孩子能享受那些取代罪惡與酒精的替代品？美國宣布參戰後，Baker很快就指派Fosdick擔任訓練活動委員會的主席。

Raymond Fosdick以聯邦政府的強制性資源，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帝國，其組織從一位秘書擴張到數千名員工，Raymond Fosdick決心執行他的兩個使命：杜絕軍營附近的酒品與惡習，並提供這些美國士兵有益身心的替代品。Fosdick任命Bascom Johnson為訓練活動委員會法律執行科的頭兒，Johnson是美國社會衛生協會的律師。[32] Johnson的軍階為少將，而他下頭40位律師的軍階則為少尉。

Fosdick以衛生與軍隊需求為由，在他的委員會中建立社會衛生科，該分科的口號是「為了對抗而生（Fit to Fight）」。如果出現不遵守命令的頑強城市，Fosdick就半強制地威脅要解除調離該地軍隊，他設定了方向進行掃黃活動，就算不是全面取締賣淫，至少也要掃蕩國內幾個主要的紅燈區。透過這樣的方式，Fosdick和Baker挪用當地警力與聯邦軍警，遠超過他們的法定職權。法律授權總統強制關閉軍事基地周圍5哩內的紅燈區。然而，在110個被軍方關閉的紅燈區中，只有35個位於禁止區內，關閉那另外75個紅燈區的行動在法律上為違法。儘管如此，Fosdick勝利地說：「透過訓練活動委員會的努力，紅燈區已經不再是美國城市生活的特徵之一。」[33] 當然，這種永久性破壞紅燈區的後果，就是將賣淫活動趕到街上，消費者被剝奪了自由市場與法規下的保護。

在某些案例中，聯邦反惡習十字軍遭遇相當程度的阻力。出身北卡羅來納州的進步主義者－海軍總長Josephus Daniels，不得不出動海軍陸戰隊來巡邏反抗中的費城街道，並且在市長的強烈反對下，於1917年11月出動海軍部隊來關閉新紐奧良市傳說中Storyville紅燈區。[34]

帶著這股傲慢，美國軍隊決定將這波反惡習十字軍計畫擴大到海外地區。John J. Pershing將軍向位於法國的美國遠征軍公佈一道官方公告，敦促著「節制性活動是美國遠征軍的責任，不管是為了在戰爭中更具戰力，或者是為了戰後回國美國人民的衛生考量」。Pershing與美國軍方試圖關閉美國遠征軍營地附近的妓院，但這項活動因為法國方面的反對而未成功。Georges Clemenceau總理指出，「全面禁止美軍駐營附近的常規性服務活動」的結果，只是增加「附近地區居民的性病感染」。最後，美國必須要畫清界線並禁止軍隊進入法國平民地區。[35]

Raymond Fosdick的任務中最正向的部分，就是提供士兵們具有建設性的替代品，取代酒精與惡習－「健康的娛樂與夥伴」。正如預期地，婦女委員會與婦女組織們積極地配合。她們遵從戰爭部長Baker的禁令：政府「不能允許這些年輕人被惡習與低落士氣的環境給圍繞，政府也不能不做任何措施來保護年輕人遠離不良的影響與粗鄙的誘惑」。然而，婦女委員會發現到，保護年輕男孩之道德與健康的偉大事業中，她們最大的挑戰卻是組織裡年輕女孩的道德。不幸的一面是，駐紮士兵的問題在於防止女孩們被戰爭與迷人制服的吸引力與浪漫給誤導。幸運的可能是，也許，馬里蘭委員會建議成立的「榮譽愛國聯盟」，能夠啟發女孩們接受對於女性道德與國家忠誠的最高標準。[36]

沒有任何團體比新興社會工作團體更欣賞Fosdick與其軍事訓練委員會的成績。在遊樂場與娛樂協會（Playground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及Russell Sage基金會欽選之助手的圍繞下，Fosdick一夥人試著「在每個軍營附近建立大型設施。從沒有其他軍隊看過這些東西，那正是娛樂與社區組織運動的產物，是那些主張有創意地運用閒暇時間的人的勝利」。[37] 社會工作者將這個計畫視為巨大的成功。具影響力的《Survey》雜誌將這些成果總結為「現代社會工作中最了不起的一塊」。[38]

社會工作者對於禁酒活動也很雀躍。慈善與懲教全國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在1917年時拋棄任何可能抵觸禁酒令且無涉價值觀的主張。（該組織後來更名為社會工作全國會議）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Edward T. Devine在1917年訪俄回國後，驚呼：「禁酒令後的社會改革甚至比廢除專制的政治改革要來得更為影響深刻。」而大型設施運動的主將兼老牌禁酒主義者Robert A. Woods，在1919年第18號修正案時預測「該法案是史上最偉大的活動，將能減少貧困、掃除賣淫活動與犯罪，並解放長久以來被抑制的人類潛能」。[39]

1917到1918年的社會工作全國會議主席Woods，長久以來譴責酒精為「可憎的惡魔」，他是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相信「基督教政治家」在「該作之事的宣傳下」，能夠在協作與社群的路線下基督化社會秩序，走向神之榮耀。就像許多虔信主義者，Woods並不在乎信仰或教條，他只在乎以公共的方式推動基督教，身為積極的主教，他的「教區」是廣大的社會。在Woods的安置工作中，他偏好以安置住房作為改革核心來隔離「不合群者」，特別是那些「流浪漢、酒鬼、貧民與智能不足者」。「程度加重的酒鬼」得接受嚴厲等級不斷加重的「懲罰」，刑期不斷加長。透過圍捕與囚禁街友來擺脫「流浪惡漢」，那些被逮捕的人會被丟到流浪漢工坊裡進行強迫性勞動。

對於Woods而言，世界大戰是重大事件，促進了「美國化」，一個「在忠誠與信仰下之良好秩序的偉大人性化過程」。[40] 這場戰爭奇妙地釋放了美國人民的能量。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將戰時的氣勢延伸到戰後的世界。Robert Woods讚頌著1918年春季的戰爭集體主義社會，並問出關鍵問題：「難道這個世界不應該一直如此？為什麼不在戰後也沿續這個狀態，這個緊密結合、範圍廣大又蓬勃發展的服務、合作與建設性的創造能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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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參Raymond B. Fosdick，《Chronicle of a Generation: An Autobiography》，（New York: Harper & Bros.，1958年），頁133。另參Peter Collier、Davi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6），頁103–05。Fosdick對於在美國街上叼著雪茄巡邏的警察感到特別吃驚！Fosdick，《Chronicle》，頁135。

32 美國社會衛生協會及其深具影響力的《Social Hygiene》期刊，是「淨化聖戰」的主要組織。這個組織是紐約醫生Dr. Prince A. Marrow受到美國社會衛生與道德預防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Sanitary and Moral Prophylaxis, ASSMP）的啟發而成立，ASSMP成立於1905年，該組織提倡性病防治並偏好法國梅毒論者Jean-Alfred Fournier的可控論。不久後，ASSMP芝加哥分部提出的「社會衛生」與「性愛衛生」等術語在他們的醫藥與科學主張中廣為使用，ASSMP在1910年更名為美國性愛衛生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for Sex Hygiene, AFSH）。最後，AFSH這個醫生協會在1913年底時與全國警惕協會（National Vigilance Association）合併，組成美國社會衛生協會（American Soc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SHA），全國警惕協會的前身是美國純潔聯盟（American Purity Alliance），宗教人士與社會工作者的組織。

在這波社會衛生運動中，道德與醫學主張如影隨形。因此，Dr. Morrow相當歡迎性病的新知，因為這代表著「性罪惡的懲罰」不再是「之後的事」。

ASHA的首任主席為哈佛大學校長Charles W. Eliot。在他首次會議的談話中，Eliot明確指出全面禁止酒精、菸草，甚至是香料，是反賣淫與淨化聖戰的重要組成。

有關這群醫生、淨化聖戰與ASHA的建立過程，參Ronald Hamowy，「Medicine and the Crimination of Sin: ‘Self-Abuse’ in 19th 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I，（1972年夏）：247–59；James Wunsch，「Prostitution and Public Policy: From Regulation to Suppression, 1858–1920」，芝加哥大學1976年博士論文；Roland R. Wagner，［Virtue Against Vice: A Study of Moral Reformers and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有關Morrow，參John C. Burnham，「The Progressive Er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Sex」，《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9，（1973年3月）899；與Paul Boyer，《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 1820–1920》，（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年），頁201。另參Burnham，「Medical Specialists and Movements Toward Social Control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ree Examples」，收錄於J. 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 Essays in Associational Activities in Modem America》，（New York: Free Press，1972），頁24–26。

33 於Daniel R. Beaver，《Newton D. Baker and the American War Effort 1917–1919》，（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6年），頁222。另參同上，頁221–24；與C.H. Cramer，《Newton D. Baker: A Biography》，（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1961年），頁99–102。

34 Fosdick，《Chronicle》，頁145–47。當Storyville在1917年禁止賣淫後，與傳說中正好相反，這個城市從來沒有「關閉」沙龍，舞廳依然開放，爵士舞廳從沒有真正在Storyville或新奧爾良被關閉，因此，這些場所從沒真正被迫歇業。有關Storyville關閉事件對爵士史之影響的歷史修正主義觀點，參Tom Bethell，《George Lewis: A Jazzman from New Orlea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年），頁6–7；及Al Rose，《Storyville, New Orleans》，（Montgomer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4年)。此外，Storyville的後期發展，參Boyer，《Urban Masses》，頁218。

35 參Hamowy，《Crimination of Sin》，頁226以後。Clemenceau的引言收錄於Fosdick，《Chronicle》，頁171。Newton Baker的御用傳記作家宣稱Clemenceau的反應展現出「他身為『法國虎』的動物傾向」。Cramer，《Newton Baker》，頁101。

36 Clarke，《American Women》，頁90、87、93。在某些案例中，婦女組織採取攻擊性措施來掃除她們社區中的惡習。1917年時，德州反惡習婦女委員會在所有軍事基地周圍建立「乾淨區域」。該年秋季時，該委員會與德州社會衛生協會合作，一起從事根除妓院與沙龍的工作。San Antonio成為她們最大的問題。Lewis L. Gould，《Progressives and Prohibitionists: Texas Democrats in the Wilson Era》，（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3年），頁227。

37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5。

38 Fosdick，《Chronicle》，頁 144。戰後，Raymond Fosdick的名利接踵而來，首先是國際聯盟的副秘書長，而後畢生都處於John D. Rockefeller身邊的內部集團核心。有了這些，Fosdick一舉成為Rockefeller基金會的頭兒，兼任Rockefeller家族的御用傳記作家。同時，Fosdick的哥哥Rev. Harry Emerson成為Rockefeller欽選的教區主掌，任職於Park Avenue Presbyterian教堂，而後轉任Rockefeller資助的宗派間Riverside Church。Harry Emerson Fosdick成為Rockefeller對抗新教的主要協助，偏好後千禧派、國家主義、「自由派」新教，並反對千禧派基督教，他在一戰的前幾年就以「原教旨主義者」出名。參Collier與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42、151–53。

39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6；Timberlake，《Prohibition》，頁66；Boyer，《Urban Masses》，頁156。

40 Eleanor H. Woods，《Robert A. Woods; Champion of Democracy》，（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29年），頁316。另參同上，頁201–02、頁250以後、頁268以後。

41 Davis，《Spearheads for Reform》，頁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