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 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ack in the race ✈︎ via photopin cc

一戰也美化了知識份子擔任國家公僕、國家規則之新夥伴等新興概念。在這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新融合中，彼此變成對方的有力支援。知識份子可以替國家擦屁股，並合理化國家的所作所為。國家也需要知識份子來擔任社會、經濟之規劃者與管制者的重要職務。此外，國家也替知識份子提高進入各種專門職業的門檻，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的收入與聲望。一戰期間，歷史學家在提供政府宣傳的工作中尤為重要，幫助政府說服民眾，綜觀歷史及其凱薩式體制，德國是如何特別地邪惡。經濟學家，特別是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統計經濟學家， 則在規劃與管制國家戰時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宣傳機制中歷史學家的精湛演出已經被廣泛地研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角色比較沒那麼亮眼，加上所謂的「中立價值觀」，相對而言受到很少的研究關注。[57]

儘管將19世紀經濟學家統括為自由放任主義是個被用爛的一般化論點，但推論經濟學確實仍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堅實壁壘。基本上，經濟理論說明了自由市場蘊含的和諧合作與秩序，也說明了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破壞性扭曲與經濟動盪。因此，為了讓國家主義來主導經濟學界，抹黑推論經濟學成為重要工作。要達到抹黑的目的，灌輸新觀念是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所謂「科學」，為了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須要避開概括性的推論式法則，只能單純論究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冀望某天經濟法則就會從這些細節研究中浮現。

因此，歷史法學（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奪下德國經濟學原則的主導權，不只大膽宣言要投入國家主義與政府控管，也宣言反對「抽象」的政治經濟推論法則。Ludwig von Mises後來將這種思想稱為「反經濟學」，而這批人是在經濟專業人士中第一批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歷史法學的領袖Gustav Schmoller驕傲地宣稱他與同事在柏林大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塑造「Hohenzollern王朝的知識份子保鑣」。

1880到1890年代期間，歷史與社會科學界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紛紛前往博士之家的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他們在受到「新」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薰陶後回到美國，在大學與新成立的學院中任教。那是一門宣揚德國與俾斯麥系統為強大福利戰爭國家的「新」社會科學，國家超越所有社會階層，整個國家變成所謂的和諧整體。這個新的社會與其政治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掌控，政府卡特爾化、指導、仲裁與控制，一方面是消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另一方面則是撲滅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新體系下，接近上位的族群則是新興的知識份子、專業人員，及規劃者；他們指導、任職、協助宣傳，並在統治社會之時「無私地」推廣公共利益。簡言之，因為是在做好事，所以做得很好。對於那些人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與國家主義知識份子而言，德國的狀態確實是願景。

Richard T. Ely基本上是這群人的領頭者，他是主要的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許多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老師。身為熱血的後千禧論虔信主義者，Ely深信自己服務於上帝與基督。就像其他的虔信主義者，Ely在1854年出生於洋基地區的清教區，狂熱的西紐約。Ely的父親Ezra是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禁止家人在星期天遊戲或是閱讀，他是禁酒主義者，即使自己只是窮困的農民，仍然拒絕栽種大麥，那是會玷汙他土地的作物，因為大麥會被拿去製作萬惡的產品－啤酒。[58] Ely在187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到德國留學，於1879年在海德堡取得他的博士學位。他在Johns Hopkins與威斯康辛州任教了數十年，充滿活力與野心的Ely在美國思想界與政治界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Johns Hopkins期間，他培養出一群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在各領域的社會科學與經濟學中培養一群國家主義門徒。這些門徒由親聯邦的制度派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領頭，團體包括社會控制論社會學家Edward Alsworth Ross與Albion W. Small；紐約市立大學校長John H. Finlay；Albert Shaw教授，他是《Review of Reviews》的編輯，也是Theodore Roosevelt身邊具影響力的智囊與理論家；市政改革家Frederick C. Howe；還有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與J. Franklin Jameson。Newton D. Baker在Hopkins接受Ely訓練，威爾遜總統也是Ely的學生，儘管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證明Ely對他們的思想影響。

Richard Ely在1880年代中期成立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目的是要引導經濟學家成為國家主義者，以對抗在政治經濟俱樂部（Politic Economic Club）中聚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直到Ely的改革盟友決定要消弱AEA培養國家主義的使命，藉以吸引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加入協會之前，Ely在AEA中擔任會計秘書長達七年。自那時以後，Ely在高度的不滿下離開了AEA。

Ely於1892年在威斯康辛州成立一所新的學校，從事經濟、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由Ely與他以前的學生們創辦，催生了所謂威斯康辛州理念（Wisconsin Idea），在John Commons的幫助下，威斯康辛州通過了一系列的進步主義政府規範措施。Ely等人組成了一群威斯康辛州長Robert M. La Follette身邊的非正式智囊團，Robert M. La Follette在威斯康辛州的政治生涯從禁酒主義者開始。 儘管La Follette從來都不是Ely的正式學生，但他一直都將Ely視為自己的老師，譽Ely為威斯康辛州理想的創造者。Theodore Roosevelt曾經稱讚Ely「帶我認識經濟學裡的激進主義，讓我的激進主義更理智」。[59]

Ely也是在那個年代最突出的後先禧派知識份子。他熱切地相信美國是神選之國，神選擇美國作為改革與基督化社會秩序的工具，讓基督最後能夠降臨並終結歷史。Ely宣稱：「這個國家本質上就帶宗教色彩，上帝透過這個國家來更全面性地達成祂的目標，而不是其他的機構。」教會的任務是在這些必要改革中引導、運用這個國家。[60]

作為政治運動的組織老手，Ely在福音派愛國運動（Chautauqua movement）中相當突出，他創辦了「基督教社會學（Christian Sociology）」夏令營，對深具影響力之愛國運動灌輸思想並帶入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人員。Ely是社會福音領導代表Washington Gladden、Walter Rauschenbusch和Josiah Strong等人的私密好友。在Strong和Commons的協助下，Ely組織了基督教社會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61] Ely還與基督教社會學家W.D.P. Bliss一同擔任教區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of the Episcopal Church）的創辦人與秘書。這些社會運動人士都受後千禧派國家主義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社會聯盟呼籲要呈現上帝的國度，「要將人類的理想社會落實在這個地球」。此外，

Ely將國家視為社會的重要救贖力量。在Ely眼裡，政府是神給的工具，我們必須透過政府來努力。它卓越的傳教機制是基於其改革，一方面是廢除宗教與世俗之分歧，一方面是將國家權力視為公共問題之道德解決方案的實施機制。這種出現在自由派聖職者的宗教融合世俗標誌，讓Ely能夠一方面神學化國家，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化基督教：他將政府當成上帝救贖的主要工具…[62]

當戰爭來臨時，Richard Ely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因為他六十幾歲的關係），被排除在華盛頓令人興奮的戰爭工作與經濟規劃外。他酸苦地說道：「我在這場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戰爭，沒有得到比我現在擁有的還要更活躍的工作。」[63] 但是Ely對於他的缺席盡可能地彌補：幾乎打從歐洲戰爭一開始，他歡呼著軍國主義、戰爭、徵兵「紀律」，還有對於異議與「對國不忠」的打壓。Ely終身都是軍國主義者，他曾經自願參加西班牙對美國之戰爭的軍隊，曾經呼籲要鎮壓菲律賓的叛亂，也特別熱衷徵兵制度以及一戰期間針對「遊民」的強制性勞動服務。Ely在1915年煽動強制性軍隊服務，隔年他參加熱心親戰又重度受大企業影響的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他在當時呼籲要解放德國人民於「獨裁政治」。[64] 在擁戴徵兵制度上，Ely聰明地結合了道德、經濟與禁酒主義的主張來合理化徵兵：「徵集街上與沙龍裡的男孩並加以訓練，具有極佳的道德效果，而其經濟效益也同樣有益。」[65] 確實，徵兵制度對於Ely而言簡直就是百病之靈葯。Ely對於一戰經驗的熱愛，讓他在1929年大蕭條時也提出這帖他最愛的百病靈藥作為緩解經濟蕭條的處方。他提議要在和平時期建立永久性的「工業軍隊」，用於公共工作，徵用年輕人從事重度的體力勞動。這項徵用制度將能在美國青年心中種下基本的「軍隊式剛毅與紀律」，那是過去從農場工作中培養的紀律，但不會出現在成長於城市的大批人口身上。這批精實的常規軍隊將能快速吸收大蕭條期間出現的失業人口。在「經濟將軍」的命令下，這個工業軍隊會「以充沛精力、知識資源以及我們在戰時所能運用強壯體力，前往工作並減輕貧困」。[66]

失去在華盛頓的位置後，Ely在自己的家鄉努力掃蕩「不忠」，成為他對戰爭的主要貢獻。他呼籲全面性抑制該時期的學術自由。他宣稱，「所有發表讓我們落入辛苦抗戰之言論」的教授，就算「罪不至死」，也都該被「解雇」。Ely的禁論工作，特別針對他在華盛頓的舊盟友Robert M. La Follette，他因為持續反對美國參戰而被逐出參議院。Ely稱自己對La Follette的「叛逆」及La Follette對戰爭暴利的攻擊感到「熱血沸騰」。Ely投身這場鬥爭後，成立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並擔任該組織的主席，推動驅逐La Follette的運動。[67] 該運動之目的是動員華盛頓的學院來支持Theodore Roosevelt超愛國、超鷹派的行動。Ely寫信給Theodore Roosevelt，說「我們必須粉碎資源La Follette的主張」。在他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的不懈打擊中，Ely咆哮著「La Follette對於專制的幫助遠比25萬人的軍隊還多」。[68] 「經驗主義」蔓生。

威斯康辛州大學的教授受到來自全國與州內的攻擊，說他們未譴責La Follette的這點，證明了他們也是La Follette在州政上的盟友，說明他們也支持La Follette不忠的反戰政策。在Ely、Commons還有其他人的招呼下，威斯康辛州大學成立了戰爭委員會，並發布了一份由校長、所有院長與超過90%教授所簽署的請願書，成為美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服務於國家機器的例子之一。請願書不吝於使用叛國罪的憲法措辭，抗議「參議員La Follette支持德國與其盟軍的言論與行動；痛惜他未能在戰爭期間對政府忠誠」。[69]

Ely在後台努力動員美國的歷史學家來對抗La Follette，企圖證明La Follette提供敵軍援助。Ely招募全國歷史服務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Historical Service），這個戰時的宣傳組織由歷史學家與政府宣傳左右手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所組成。Ely警告著他的工作人員對這項工作保持機密，他動員歷史學家在組織的保護下研究德國與奧地利的新聞與期刊，企圖營造所謂La Follette之影響力的痕跡，「證明他給德國的鼓勵」。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揭露了這些研究背後的客觀精神：「我理解應該要客觀、公正地研究參議員La Follette的主張及其效應，但我們都知道，這些研究最後只會有一個結論－或多或少的叛國罪。」[70]

Gruber教授很貼切地總結了這場鬥爭La Follette的運動，說這是「學術被來執行特務活動的最佳案例。它遠遠不是一群學者追求真理的行動，它是動員一群學者進行秘密研究，用來找出彈藥，打擊一位美國參議員之政治生涯的活動，而這一切只不過是La Follette對於戰爭的觀點與他們不同。」[71] 沒有任何證據被找出來，這項運動宣告失敗，而威斯康辛州的教授們因為不被忠誠軍團信任而紛紛離開。[72]

萬惡的凱薩專制被消滅後，休戰協議讓Ely教授與他在國安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同胞們，準備進行下一輪的愛國壓制運動。在Ely的反La Follette研究運動期間，他敦促研究「他（La Follette）在俄羅斯所作之反美影響」。Ely指出現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威脅，Ely稱之為「社會疾病的細菌」，必須採取鎮壓措施應對。

然而，Richard T. Ely的鎮壓職涯到了1924年便宣告結束，此外，出現了稀有的詩意正義，Ely因為自己的攻擊行為而被追究。飽受攻擊的Robert La Follette在1922年重新參選參議員，並阻止進步論者回到華盛頓的權力中心。進步論者在1924年取得雷根政府的內閣控制權，但他們已經切斷自己與前學術盟友及帝國建造者的連結。Ely認為離開華盛頓並將自己的機構移出華盛頓才妥當，移到Northwestern消磨數年的日子，他名氣的全盛時期也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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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對於一戰期間歷史學家之行動的清新酸解，參C. Hartley Grattan，「The Historians Cut Loose」，《American Mercury》，（1927年8月），重新發行於Haw Elmer Barnes，《In Quest of Truth and Justice》，第二版，（Colorado Springs, Colo.: Ralph Myles Publisher，1972年），頁142–64。延伸閱讀，參George T. Blakey，《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年）。Gruber的《Mars and Minerva》中有討論學術人士與社會科學人士，但更專注於歷史學家。James R. Mock與Cedric Larson，《Words that Won the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年），談論「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的歷史，也就是戰爭期間的官方宣傳部門－公共訊息委員會。

58 參Ely有用的傳記，Benjamin G. Rader著，《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 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66年）。

59 Sidney Fine，《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年），頁239–40。

60 Fine，《Laissez Faire》，頁180-181。

61 John Rogers Commons是老洋基人，英格蘭清教徒的後代，出生於俄亥俄州西儲洋基地區，成長於印第安纳州。他的母親是佛蒙特州虔信主義奧柏林學院的畢業生，John被他的母親送到奧柏林學院就讀，希望他能成為一名教長。Commons在大學時，Commons與其母親在反沙龍聯盟的要求下，發行了禁酒主義的出版品。畢業後，Commons進入Johns Hopkins追隨Ely，但是他的研究所沒有畢業。參John R. Commons，《Myself》，（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年）。另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3，頁276–77；Mary O. 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年），頁198–204。

62 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402–03。Ely從不認為千禧王國遙不可及。他相信大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在於「教導基督徒之社會責任的複雜性，以達成所有人都衷心盼望的新耶路撒冷」。教堂的使命便是打擊邪惡的機構，「直到地球重生，所有城市都成為神之國度」。

63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114。

64 參Rader，《Academic Mind》，頁181–91。有關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領導群的商業盟友，特別是J.P. Morgan與其他摩根派人士。參C. Hartley Grattan，《Why We Fought》，（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9年），頁117–18；與Robert D. Ward，「The Origin and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1914–1919」，《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7刊，（1960年6月）：51–65。

65 美國商務部闡述了徵兵的長期經濟利益，宣稱美國青年「將以有益的紀律替代挫志的自由」。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頁110。有關於美國商會給予該草案的熱烈支持，參Chase C. Mooney、Martha E. Layman，「Some Phases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Movement, 1914–1920」，《Mississippi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2年3月）：640。

66 Richard T. Ely，《Hard Times: The Way in and the Way Out》，（1931年）。引述於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5，頁671；與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4。

67 Ely替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起草了一份超愛國的宣誓書，宣誓其成員旨在「掃蕩不忠」。宣誓書還表達了對《間諜法》（Espionage Act）的無條件支持，並誓言要「打擊La Follette的黨羽及其反戰勢力」。Rader，《Academic Mind》，頁183以後。

6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207。

69 同上，頁207。

70 同上，頁208、208等。

71 同上，頁209–10。在他寫於1938年的自傳中，Richard Ely改寫歷史來掩蓋他在攻擊La Follette運動中的可恥角色。他承認自己簽署了請願書，然後宣稱自己「並不像La Follette想的那樣是遊說請願書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自傳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反La Follette的秘密研究。

72 有關更多反La Follette的運動，參H.C. Peterson、Gilbert C. Fite，《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7年），頁68–72；Paul L. Murphy，《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W.W. Norton，1979年），頁120；與Belle Case La Follette、Fola La Follette，《Robert M. LaFollette》，（New York: Macmillan，1953年），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