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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 erin leigh mcconnell via photopin cc 第19號修正案是一戰的另一個直接產物，伴隨著禁酒令，但是影響時間更久。國會在1919年提出第19號修正案並在隔年批准，該修正案允許婦女投票。婦女參政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與禁酒運動結盟。福音派虔信主義者亟欲對抗貌似對他們不利的民意，從而開始呼籲婦女選舉權（並在許多西部洲制定相關草案）。他們之所以這們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虔信派婦女在社會上或政治上都很活躍，相對的，民族派與禮拜式婦女則往往因為文化上與廚房和家庭的羈絆而不太會去投票。因此，婦女選舉權將會大幅提高虔信派的投票實力。禁酒黨在1869年成為第一個支持婦女選舉權的政黨，並且持續保持此一立場。進步黨也同樣熱衷於婦女選舉權；它是第一個出現婦女代表的全國性政黨。基督教聯合戒酒婦女會是婦女選舉權組織的領頭者，該婦女會在1900年時已經達到300,000會員的可觀數目。婦女選舉權組織的主力－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連續三任主席的政治運動生涯都從禁酒主義者開始－Susan B. Anthony、Mrs. Carrie Chapman Catt與Dr. Anna Howard Shaw。Susan B. Anthony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議題： 這個國家有個內敵，敵人就是酒醉。所有和賭場、妓院、車廠工作相關的人都是反對婦女選舉權的鐵票，我的意見是，如果你相信貞潔，如果你相信誠信，那就採取必要的措施，把選票交到婦女手中。[20] 內布拉斯加州德美同盟會（German-American Alliance of Nebraska）針對1914年11月婦女選舉權公投的失敗發出呼籲。呼籲內容為德文，寫著：「我們的德國婦女並不想要投票的權利，而且，因為我們的對手呼籲選舉權的目的是為了要在我們的脖子銬上禁酒的枷鎖，我們應該盡其所能地反對…」[21] 美國加入一戰，提供了克服婦女選舉權之反對勢力的動力，不管是作為禁酒成功後的順理成章推論，或是作為婦女組織在戰爭中效力的回報。為了關閉循環，這些政治活動還包含杜絕色情，以及針對移民族群進行「愛國教育」。 美國宣布參戰後不久，國防委員會就建立了婦女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虔信主義與禁酒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 Boston Public Library via photopin cc Higgs教授書中所遺漏的少數關鍵之一，就是後千禧年論虔誠新教在趨使美國走入國家主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從1830年代主導北部的洋基地區後，侵略性的「福音派」虔信主義在1890年代征服了南方的新教，並在20世紀後與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主義中扮演要角。「福音派」虔信主義認為盡可能地讓其他人也獲得救贖是讓自己能夠獲得救贖的必要之一，無可避免地，國家必須變成最大化人類獲得救贖機會的神器。具體而言，國家在排除罪惡、「使美國變得神聖」中扮演樞紐角色。對於這些虔信主義者而言，罪惡被廣泛定義成任何可能會蒙蔽心智而讓人無法達到救贖的事物。尤其重要的是奴隸制（直到內戰之前）、惡魔的蘭姆酒，以及羅馬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羅馬天主教廷。內戰後的幾十年間，虔信主義者用來對抗政敵民主黨的指控，從奴隸制變為「叛亂」。[7] 到了1896年，隨著南方新教的福音式轉變以及聯邦對人煙稀少之虔信派州地區的承認，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功地將這些因素結合，並把民主黨轉變成虔信主義的政黨，永遠終結了該黨曾經引以為榮的理想－禮拜式（天主教派與路德教派）基督教、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體制。[8]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虔信主義者都是後千禧年論者：他們相信基督再臨只會出現在人類努力下於地球建立神之國度的千年之後。因此，後千禧年論者傾向國家主義，將國家視為加速耶穌再臨的器具，排除罪惡並基督教化社會秩序。[9] Timberlake教授簡練地總結了這種政治與宗教間的衝突： 不像那些將世界視為無救腐敗的極端主義與末日教派，也不像羅馬教廷、聖公會與路得教派那些對於宗教影響文化保持較寬鬆態度的保守教派，福音派新教把克服腐敗視為動態活動，不只說服他人信基督，更透過法律與政治權力基督教化社會秩序。根據這個觀點，基督徒的責任在於使用國家的世俗權力來打造社會，讓社群的信仰保持純潔、讓救贖的工作變得簡單一點。因此，法律的作用不只是限制邪惡，更是教育與拉抬。[10] 禁酒主義與進步主義改革都具虔信主義色彩，而這兩個運動都在1900年擴展之後逐漸交織。曾經只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履行」：政客與知識份子 引言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 B J Kelly via photopin cc 相比於傳統歷史學家將一戰視為破壞進步改革的看法，我個人認為一戰其實是美國進步主義的「履行」、集大成與名副其實的典範。[1] 基本上，我將進步主義視為大政府聯合大企業龍頭，並由摩根家族與新興之技術人員、統計知識份子族群所引導，針對經濟與社會進行全面性介入。在這樣的融合之下，這兩個族群的價值觀與利益都透過政府而達成。 大企業可以透過政府來卡特爾化經濟、限制競爭、管制生產與價格，實施軍事性的帝國式外交政策來強制打開國外市場，並以國家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境外投資。知識份子則能夠利用政府來限制外人進入自己的專業領域，從政府手中獲得替政府掩護、協助規劃、執行政府營運等工作。這兩個族群都相信，在這樣的融合當中，大政府可以被用來協調與詮釋「國家利益」，提供除了「狗咬狗式自由放任」與馬克思工人主義階級衝突這兩種極端之外的「中間路線」。 1830年代後千禧年論虔信新教徒攻下「洋基」地區的北部新教，也同樣賦予這兩個族群進步主義的動力，他們利用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來杜絕「罪惡」，推動虔信主義，將美國打造為聖土，讓神的國度降臨世界。衛理教派Bible Christian Church的信眾部隊在189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摧毀了民主黨原先由「禮拜式」羅馬天主教與德國路德教派主導所投入的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理想，並建立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和諧又相對較非意識形態的政黨制度。進入20世紀後，這種發展創造出可以讓數目增長的進步主義技術官僚與行政官員來填滿的意識形態真空。由此，政府的焦點從立法機關（用以確保民主制度的部分），轉移到了由寡頭與技術官僚主導的行政機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替這些進步主義趨勢帶來了全面性的履行。軍事主義、強制徵兵、大舉干涉國內外事務、集體主義式戰爭經濟，這些都在戰爭過程中成真並建立了一套強大的卡特爾系統，從此之後，不分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這套系統的主導者們，將畢生精力都花在重建卡特爾。Robert Higgs教授在他傑出著作《Crisis and Leviat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章節中，將焦點放在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 thinkpanama via photopin cc 許多主導人在戰爭結束後對於廢除戰時措施多加阻撓，這點特別可以當作戰爭集體主義深刻足跡的證據。企業領導人在戰後追求兩個目標：第一是讓政府持續進行價格管制，以保護他們免於預期中會出現的戰後通縮，第二則是在和平時期推廣產業卡特爾化。具體而言，企業希望戰時的最高限價（有時是用最低價格）在戰後期間直接轉換成最低限價。此外，延續戰時的配額與生產限制，目的只是要拿來當成和平時期抬高價格的卡特爾手段。 因此，許多WIB委員以及他們的相應WIB分部都呼籲持續維持WIB制度及其限價系統。具體而言，那些害怕戰後將面臨通貨緊縮的產業分部呼籲要持續價格管制，而那些預期將持續繁榮的特定產業則呼籲要回歸自由市場。Himmelberg總結道： 分部領導給予委員會的建議與他們所相對應的產業需求一致，預期價格下降的產業敦促持續保護政策，預期戰後市場繁榮的產業則敦促解除所有管制。[58] WIN價格管制委員會主席Robert S. Brookings宣稱WIB「在重建期間將像在戰爭期間一樣對於穩定市場有所助益」。[59] 與此同時，大企業界也有所行動，美國商會主席Harry A. Wheeler於1918年10月初向威爾森總統提出一項極具野心的「重建委員會」計畫，範疇涵蓋全國經濟。 WIB配合並呼籲總統在戰後持續維持WIB。Baruch呼籲威爾森至少要持續實施WIB的最低限價政策。然而，當Baruch說戰後的WIB是用來對抗通膨與通縮時，他是在欺騙民眾；他對於設定最高限價以對抗通膨的措施一點興趣也沒有。 這些來自產業界與政府的野心計畫，它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或許是威爾森總統。或許，總統對於自由競爭的理想無法忘懷，讓他對於這些戰後計畫沒有太多青睞，至少在修辭學的層面上。[60] 這種理想訴求主要來自國防部長Newton D. Baker，他在威爾森的顧問群中信仰最接近自由放任社會（laissez-faire）。威爾森於1918年10月間拒絕了所有的提案。Baruch與WIB在11月初公開預測去動員期間WIB將成為必須，以對威爾森施壓來作為回應。《The New 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