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莉瑋
圖:Jayel Aheram via photopin cc
龜速更新的翻譯,預計下部發行的是Murray N. Rothbard的War Collectivism,本書集結戰爭集體主義的相關文章,主要分為兩部分,依照慣例,可在mises.org上找到原書。
由於目前個人的職業生涯進入每天忙著籌米的狀態,往後只能改由邊翻譯邊上稿,翻譯完了再找時間集結成冊的模式來更新這裡,每次只能擠出一點點內容,還請見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集體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起任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商業體系的關鍵分水嶺。它是「戰爭集體主義」,一項主要由大企業既得利益者透過中央政府為媒介而實行的整體規劃經濟,它也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範、先例以及靈感來源。
這種靈感與先例不僅出現在美國,同樣也出現在一戰主要參與國的戰時經濟中。戰爭集體主義向西方世界的大企業既得利益者們展示了可能性,表明先前大規模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可以激進地轉變成由大政府透過廣泛、普遍之政府干預與規劃所主導的新秩序,目的是為了提供補助與企業壟斷特權的網路,特別是大企業。具體而言,經濟在政府的主持下被卡特爾化,透過提高價格、生產定額與限制這些典型的壟斷模式;而軍事合約以及其他政府合約也能被分配到受政府青睞的企業生產者手上。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勞動階級也可以被馴服,透過鼓吹願意與政府合作的工會制度,並將工會領導人攏絡為規劃體制的參與者,從而讓勞動階級也服務於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透過不同方式,這種新秩序其實是老式重商主義的翻新,帶著重商主義的侵略性帝國主義、國家主義、軍事主義,以及巨大的政府補助與大企業利益的壟斷特權。它在二十世紀的形式中,當然,這個新重商主義側重工業而不是貿易商船,因為工業革命使得製造與工業主導了經濟。但這個新重商主義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差別。原始的重商主義具有相當明顯的階級規則、藐視普通工人與消費者。[1] 相反的,新重商主義披著促進整體國家利益的幌子、化身勞動代表推動工人福利,為了全體公民的福祉而為。這些都替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型態提供其亟需的公眾支持與合法性,從而被拿來替新秩序貼金。將這個新自由主義與前一世紀的小政府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宣稱這個新系統將促進整體社會的福祉,與以往剝削重商主義的舊系統有顯著差異。作為這些新「企業」自由派努力提供思想辯論的回報,這個新系統提供了這些自由派社會地位、收入以及規劃這個精密系統與替其宣傳的權力。
在他們的角色中,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僅獲取了社會地位以及新秩序中的些許權力,他們也同時滿足於相信這個新的政府干預系統能夠解決兩個主要替代方案的缺點與社會衝突:小政府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些知識份子將新秩序視為整體福祉的代表,在大政府的運作下替所有階級帶來和諧與協作。在自由派的眼裡,這個新秩序提供國家一個中間路線,相比左派或右派的「極端」,新秩序是「重要中心」。
此書轉載《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Ronald Radosh與Murray N. Rothbard編(紐約:E.P. Dutton & Co.,1972年),頁66–110。
1 有關重商主義者對勞動的態度,參Edgar S. Furniss著之《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紐約:Kelley & Millman,1957年)。Furniss指出,英國重商主義者William Petyt稱勞動為「資本財…原料與未加工物…是為了交到最高權力的手中,在他們的謹慎處置中改善、管理,並或多或少塑造成益處」。Furniss加註道:「這些作家的特徵,就是他們篤定地相信民間力量『改善、管理與塑造』國家經濟原料的智慧。」(頁41)
圖:Jayel Aheram via photopin cc
龜速更新的翻譯,預計下部發行的是Murray N. Rothbard的War Collectivism,本書集結戰爭集體主義的相關文章,主要分為兩部分,依照慣例,可在mises.org上找到原書。
由於目前個人的職業生涯進入每天忙著籌米的狀態,往後只能改由邊翻譯邊上稿,翻譯完了再找時間集結成冊的模式來更新這裡,每次只能擠出一點點內容,還請見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集體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比起任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商業體系的關鍵分水嶺。它是「戰爭集體主義」,一項主要由大企業既得利益者透過中央政府為媒介而實行的整體規劃經濟,它也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範、先例以及靈感來源。
這種靈感與先例不僅出現在美國,同樣也出現在一戰主要參與國的戰時經濟中。戰爭集體主義向西方世界的大企業既得利益者們展示了可能性,表明先前大規模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可以激進地轉變成由大政府透過廣泛、普遍之政府干預與規劃所主導的新秩序,目的是為了提供補助與企業壟斷特權的網路,特別是大企業。具體而言,經濟在政府的主持下被卡特爾化,透過提高價格、生產定額與限制這些典型的壟斷模式;而軍事合約以及其他政府合約也能被分配到受政府青睞的企業生產者手上。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勞動階級也可以被馴服,透過鼓吹願意與政府合作的工會制度,並將工會領導人攏絡為規劃體制的參與者,從而讓勞動階級也服務於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秩序。
透過不同方式,這種新秩序其實是老式重商主義的翻新,帶著重商主義的侵略性帝國主義、國家主義、軍事主義,以及巨大的政府補助與大企業利益的壟斷特權。它在二十世紀的形式中,當然,這個新重商主義側重工業而不是貿易商船,因為工業革命使得製造與工業主導了經濟。但這個新重商主義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差別。原始的重商主義具有相當明顯的階級規則、藐視普通工人與消費者。[1] 相反的,新重商主義披著促進整體國家利益的幌子、化身勞動代表推動工人福利,為了全體公民的福祉而為。這些都替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型態提供其亟需的公眾支持與合法性,從而被拿來替新秩序貼金。將這個新自由主義與前一世紀的小政府自由主義相比,新自由主義宣稱這個新系統將促進整體社會的福祉,與以往剝削重商主義的舊系統有顯著差異。作為這些新「企業」自由派努力提供思想辯論的回報,這個新系統提供了這些自由派社會地位、收入以及規劃這個精密系統與替其宣傳的權力。
在他們的角色中,自由派知識份子不僅獲取了社會地位以及新秩序中的些許權力,他們也同時滿足於相信這個新的政府干預系統能夠解決兩個主要替代方案的缺點與社會衝突:小政府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這些知識份子將新秩序視為整體福祉的代表,在大政府的運作下替所有階級帶來和諧與協作。在自由派的眼裡,這個新秩序提供國家一個中間路線,相比左派或右派的「極端」,新秩序是「重要中心」。
此書轉載《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Ronald Radosh與Murray N. Rothbard編(紐約:E.P. Dutton & Co.,1972年),頁66–110。
1 有關重商主義者對勞動的態度,參Edgar S. Furniss著之《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紐約:Kelley & Millman,1957年)。Furniss指出,英國重商主義者William Petyt稱勞動為「資本財…原料與未加工物…是為了交到最高權力的手中,在他們的謹慎處置中改善、管理,並或多或少塑造成益處」。Furniss加註道:「這些作家的特徵,就是他們篤定地相信民間力量『改善、管理與塑造』國家經濟原料的智慧。」(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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