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一部分 - II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一部分｜II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照片：Bernard Baruch via Wiki

歷史學者一般將一戰期間的計畫經濟當成因應當下需求的孤立事件，認為它不具深刻的長遠意義。但正好相反，這段戰爭集體主義被當成典範與靈感來源，成為打造20世紀美國歷史的強大勢力。對大型企業而言，戰時經濟成為全國性協作與卡特爾化的範本，穩定生產、價格與利潤，用一套它們能強力操作並能協調各大經濟團體的系統，來取代老式的自由放任競爭。這是一套以標準化之名來廢除競爭多樣性的系統。戰時經濟替Bernard Baruch與Herbert Hoover等商人鍍上一層漂亮的外衣，他們稱商務團體之間的協作「關聯」為1920年代的商務部長（Secretary of Commerce），正是這種關聯主義替羅斯福的AAA與NRA等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主義鋪平了道路。

戰時集體主義也替這個國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打造出典範；似乎出現可用來取代自由放任系統的體制，不再是暴動與階級憎恨的馬克斯工人主義，而是由一個全新的強大國家以及各主要經濟團體來領導、規劃與組織經濟。這種「混合經濟」並非巧合地正是一種新重商主義，主要的人員配置就是那些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一點，大企業以及自由派都將戰時模式當成組織與整合勞動階層的方法，一般而言很難掌控的勞動階層，透過相對應之工會領導人的管束，被馴服成企業主義系統裡的一個小老弟。

終其一生，Bernard Mannes Baruch努力要恢復戰時模式的輪廓。為此，他在總結WIB經驗時，Baruch讚美道：

許多商人都在戰爭期間經歷了他們從執業以來第一次遇到的感受，經歷到他們的統合、合作與一致行動，不僅對自己也對普羅大眾所帶來的重大好處…

Baruch呼籲持續維持這樣的合作組織，「開創紀律」來消除「浪費」（也就是競爭）、互換交易訊息、企業間重新分配供應與需求、避免「奢侈的競爭」、重新調配生產的地點。為了完善公司國家的輪廓，Baruch敦促這些組織得由聯邦機構來管理，不是商務部就是聯邦貿易委員會

這個機構的職責是在政府嚴格督導之下鼓勵這樣的合作與整合…[46]

Baruch也設想了一組聯邦委員會來進行戰後的勞動培訓與分配。至少，他也呼籲要合法化戰時之價格管制、企業整合與動員等措施。[47]

在1920到1930年代，Bernard Baruch扮演著趨往公司國家的主要啟發者；此外，這股趨勢的許多領導者都曾於WIB這段激勵人心的時期聽命於Baruch，這些人也持續在全國性事務中扮演著Baruch小弟的角色。在Baruch的協助下，Moline Plow Company的George N. Peek在1920年代初期，倡議由聯邦政府組織之農業卡特爾來補貼農產品價格，這項措施在總統胡佛於1929年組建之聯邦農業委員會（Federal Farm Board，FFB）中達到高峰，隨後在羅斯福的AAA中又上高峰。當然，Peek的農具機生意在這些農業補助中獲得許多好處。胡佛任用的首任FFB主席不外乎是Baruch在一戰期間的頂尖盟友－農業設備龍頭製造商International Harvester的Alexander Legge。當羅斯福創建AAA時，主席的位置直接就先給了Baruch，然後再傳給Baruch的小弟George Peek。

Baruch不僅在提倡公司國家主義上不落人後，他在1930年春提出於和平時期建立類似WIB的組織，作為「產業的最高法院」。隔年9月，GE總裁Gerard Swope，也是Baruch之知己Herbert Bayard Swope的手足，提出一套精心策劃的公司國家系統，該系統基本上就是戰時規劃經濟的複刻版。與此同時，Baruch的其中一個老友－前國務卿William Gibbs McAdoo，提出一套很類似的「和平時期產業委員會」計畫。胡佛否決了這些計畫後，由羅斯福透過NRA來體現這些計畫，羅斯福選任Gerard Swope來協助完成最終草案，並挑選Hugh S. Johnson將軍來主導這個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重要工具，他是Baruch的弟子與一戰盟友，同樣來自Moline Plow Company。Johnson被解任後，由Baruch本人獲得該職位。[48]

其他的NRA主導官員清一色是戰時動員的老兵。Johnson的參謀長是Baruch的老友John Hancock，他在戰爭期間擔任海軍海軍主計總監並替WIB主持航海產業計畫。其他的NRA官員有：Leo Wolman博士，WIB生產統計部的頭兒；Charles F. Homer，戰時自由公債（Liberty Loan）的主導者；Clarence C. Williams將軍，曾任採購總長並負責陸軍的戰時採購事宜。其他在羅斯福新政（New Deal）期間被重用的WIB老兵有：Isador Lubin，任職美國勞工統計專員；WIB條例分部的Leon Henderson上尉；參議員Joseph Guffey，於WIB中負責石油保存事務，負責將戰時燃料管理局的模式套用在新政時期的石油與燃煤管制。[49]

Herbert Clark Hoover是另一個繼戰時規劃者後成為新協作措施推廣者的人。戰爭一結束，Hoover就將「重建美國」與和平時期的協作給扯上邊。他敦促進行全國性規劃，在政府的「中央領導」下，由商人與其他經濟團體進行「自願性」合作。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之目的是替基礎工業籌集資本，進一步消除自由市場競爭下的「浪費」。Hoover在1920年代擔任商務部長的任期內，他鼓勵透過交易聯盟來卡特爾化各產業。Hoover除了在聯邦農業委員會開創現代的農產品補助計畫，他也敦促咖啡採購商組織卡特爾以壓低採購成本，替橡膠產業建立採購卡特爾，引導石油工業以「保存」之名協作產量限制，替煤業不斷嘗試提高價格、限制產量並鼓吹合作社形式的銷售，嘗試要強制紡織業組成全國性卡特爾以限制產量。延續戰時廢除多樣款式與產品競爭的想法，Hoover在1920年代持續針對材料與產品實施標準化與「簡化」。如此一來，Hoover廢除或「簡化」了上千的產品。這種「簡化措施」由商務部與來自各產業的委員協作而達成。[50] Grosvenor Clarkson歡呼著：

在因應戰爭而實施的必要限制後，很有可能不再像戰前那樣充滿各種機器型式與態樣，以及各式昂貴的用品…WIB於戰爭期間構思與實施的概念，在和平時期由商務部實施…[51]

自由派知識份子在戰爭集體主義中是不佔少數的影響力團體。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學者湧入政府機構，協助規劃、管制與動員經濟系統。這些知識分子從事顧問、技術人員、法規起草，以及政府機構的主管。此外，在新特權的獎賞之外，戰爭經濟讓這些知識份子發現另一種改造社會的方式，既非他們藐視的自由放任經濟，也非他們咒罵又害怕的馬克斯工人主義。這種經過規劃的公司經濟，看來似乎能夠在強大的國家引導下協調所有的族群與階級，一個由自由派或者是類自由派主導的國家。Leuchtenburg教授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將戰爭集體主義視為「人類進步過程一個合乎邏輯的方向」。[52] 他展示出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戰爭影響下之社會轉型的激昂。為此，《New Republic》讚譽戰爭是一種社會「改革」的手段；John Dewey歡呼著以「為了使用而生產」取代「為了利潤而生產」與「絕對的私有財產權」。經濟學家們心醉於「戰爭迫使人們專注於集體規劃的力量」，並尋求「將這股殺敵的力量用到重建家園的新目標上」。[53]

抓緊機會要實施社會改造工程的Rexford Guy Tugwell回顧「美國的戰時社會主義」；他感嘆著戰爭的結束，宣稱「停戰協議阻撓了生產控制、價格控制與消費控制的偉大實驗」。因為，在戰爭期間，老舊的產業競爭體系被「民族主義願景的熱度給熔解」。[54]

不只是NRA與AAA，整套羅斯福新政，包括將華盛頓打造成自由派知識份子與規劃者新居，其靈感來源都來自於一戰的戰爭集體主義。1932年由胡佛成立並於羅斯福新政期間擴張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舊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的轉世，後者將政府資金放款給彈藥商。此外，胡佛將RFC首任總裁給了Bernard Baruch，WFC的頭兒則是Baruch的老戰友Eugene Meyer, Jr.。許多舊WFC的員工與營運方法都被帶到新機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前身是戰時政府在Muscle Shoals地區的硝酸鹽與發電計畫，事實上，舊有的硝酸廠也正是這個機構的第一份資產。此外，新政中許多公共電力倡導者，都在緊急艦隊公司（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這個戰時機構的電力部門中受訓。甚至，TVA這項創新的政府企業組織形式也是基於戰時先例。[55]

戰時經驗也提供羅斯福新政公共住房運動靈感。一戰期間，為了提供戰爭工作者住房，成立了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United States Housing Corp.）。戰爭建立了公共住房的先例，也訓練了一批像Robert Kohn那樣的建築師，他是美國航運委員會（United States Shipping Board）住房生產部的頭兒。戰後，Kohn讚譽「這場戰爭讓住房『出現在這個國家的地圖上』」；Kohn於1933年接受羅斯福任命，負責羅斯福新政中的第一波公共住房。緊急艦隊公司與美國住房公司以「花園城市」的規劃原則，建立大規模的公共住房社區（Yorkship Village, N.J.、Union Park Gardens, Del.、Black Rock and Crane Tracts, Conn.），這項規劃原則最後在羅斯福新政與其後的政府計畫中持續發揮影響力。[56]

新政的石油與燃煤管制，同樣也是延續戰時燃油管理局的先例。參議員Joseph Guffey是燃煤與石油管制的領頭兒，曾經擔任WIB汽油分部的頭兒。

戰爭期間的「全國一體」與動員程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羅斯福新政期間設立平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灌輸美國青年重武精神。其概念是動員在街頭打混的男孩以組成新形式的美國遠征軍（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事實上，CCC的營隊由陸軍經營，CCC的新兵會被聚集在陸軍徵兵總部，穿上一戰的制服，配備軍用帳篷。新政支持者讚譽著，CCC以這種新「游擊軍」的型式賦予這個國家青年新的意義。眾議院的發言人Henry T. Rainey如此形容：

他們（CCC新兵）接受相同的軍事訓練…增進其健康、發展其心智、成為更有用的公民…他們將成為陸軍中相當具有價值的核心。[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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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Bernard M. Baruch，《American Industry in the War》，（New York: Prentice-Hall，1941年），頁105–06。

47 Coit，《Mr. Baruch》，頁202–03、218。

48 同上，頁440–43。

49 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收錄於John Braeman等人編，《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Row，1967年），頁122–23。

50 參Herbert Hoover，《Memoirs》，（New York: Macmillan，1952年），卷2，頁27、66–70；有關Hoover與出口工業，參Joseph Brandes，《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Diplomacy》，（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2年）；有關石油產業，參Gerald D. Nash，《United States Oil Policy, 1890-1964》，（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年）；有關煤業，參Ellis W. Hawley，「Secretary Hoover and the Bituminous Coal Problem, 1921–1928」，《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8年秋）：247–70；有關紡織業，參Louis Galambo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年）

51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頁484–85。

52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84n。

53 同上，頁89。

54 同上，頁90–92。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鑒於相當類似的考量，而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出現暫時性的欣慕，特別是那些《New Republic》的主筆。參John P. Diggins，「Flirtation with Fascism: American Pragmatic Liberals and Mussolini’s Ital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6年1月）：487–506。

55 Leuchtenburg，《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頁109–10。

56 同上，頁111–12。

57 同上，頁117。羅斯福任命先前從事戰時勞動的工會領袖Robert Fechner為CCC的頭兒，以替該計畫罩上一層平民偽裝。頁11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