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國家主義者的反應，很像社會主義者面對蘇聯與其衛星國的慘淡經濟表現。他們不一定會否認令人失望的事實，但他們試圖爭辯這些事實與「真實」、「理想」或「正港」國家主義之間有著系統性差異（變種），跟社會主義一樣。時至今日，社會主義者聲稱「真正的社會主義」不被經驗證據駁倒，如果加以實施的不是史達林版本的社會主義，而是托洛斯基、布哈林或是他們自己版本的社會主義，一切都會變好並帶來空前繁榮。同樣的，國家主義者解釋這些看似矛盾的證據都是意外事件。如果是其它總統上台，或是《憲法》被那樣或這樣修正，歷史就會不一樣，事情會變好、無比安全，並將帶來和平。確實，如果所採用的政策是那些國家主義者自己的政策，這些或許在未來可能會發生。
我們從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裡學到如何回應社會主義者的逃避（免疫）策略。[6]只要社會主義本質上的特徵沒有變，也就是捨棄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制，沒有任何改革會有所幫助。社會主義經濟的想法是語詞矛盾，而社會主義代表更高效之社會生產方式這種主張則很荒謬。以分工為基礎的交換經濟框架中，為了有效率又不浪費地達到自己的目的，貨幣計算（成本會計）是必要的。在原始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之外，貨幣計算是合理與高效行為的唯一工具。唯有以共同交換媒介（貨幣）計算比較投入與產出，個人才能夠確定自己的行為成功與否。而社會主義則與此產生鮮明對比，社會主義意味著沒有經濟、不存在經濟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定義下，貨幣計算和成本會計都不可能存在。如果生產要素沒有私有化，就不存在任何生產要素的價格，因此，不可能確定是否經濟地使用它們。因此，社會主義並非更高階的生產模式，而是混亂經濟與原始主義回歸。
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則解釋了如何應對國家主義者的迴避策略。[7]雖然羅斯巴德的理論同樣簡單、明確，甚至具有更重大的影響，但直到今日仍未廣為人知。他解釋道，只要國家主義本質上的特徵沒有變，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不管是人員更換或是修改《憲法》。鑑於政府的原則，也就是司法壟斷與徵稅權力，任何限制政府權力與保障個人生命財產的概念都是假象。司法壟斷，意味著正義與保護的價格必定上升，而品質則必定下降。而稅金資助的保護機構本身就是一種矛盾，這將導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的稅賦與更少的保護。即使政府活動被限制在專門保護現有財產權上（國家保護主義的應有內容），進一步的問題是該提供多少保護。政府（和其他人一樣）受到自利與勞動負作用的激勵，但卻獨有徵稅權力，使得政府對上述問題的答案幾乎相同：最大化保護的支出，可以想像幾乎整個國家的財富都能以保護之名被消耗，同時，減少保護的生產。此外，司法壟斷必然導致正義與保護的品質惡化。如果人民只能向政府上訴並要求正義與保護，正義與保護將被扭曲以利於政府、《憲法》與最高法院。畢竟，《憲法》與最高法院是國家的《憲法》與法院，不管政府活動因機構成立當下的考量而受到多少限制。因此，政府為了取得優勢，財產權與保護的定義將不斷被改變，而司法管轄權的範圍則會不斷擴大。
因此，羅斯巴德指出，為了達到繁榮，社會主義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廢除，同樣的，為了實現正義與保護，國家機構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廢除。「自由社會中的防禦（包括提供人身與財產防禦服務的警察保護與司法調查），」羅斯巴德總結道，「必須由個人或企業提供，並且（a）透過自願而非強制手段獲得收入，及（b）不像國家那樣強制性壟斷警察或司法保護…這些防禦企業必須自由競爭、非強制性且非侵略性，就像其它自由市場中提供商品與服務的供應商一樣。防禦服務，就像其它所有的服務，可以市場化，也只能市場化。」[8]也就是說，每個私有財產所有者都能獲得分工的好處，透過與其他的財產所有者合作，能夠替自己的財產尋求更好的保護。任何人都能夠向其他人購買、出售或以其他方式締結有關保護與司法服務的合約，而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單方面終止與他人合作的合約，回到自我防禦或是改變保護的條件。
6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981年；Hans-Hermann Hoppe，《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Boston: Kluwer，1989年，第6章。
7 Murray N. Rothbard，《The Ethics of Liber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第22、23章。
8 Murray N. Rothbard，《Power and Market》，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7年，頁2。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3. 如何看待國家主義者的反應
國家主義者的反應，很像社會主義者面對蘇聯與其衛星國的慘淡經濟表現。他們不一定會否認令人失望的事實，但他們試圖爭辯這些事實與「真實」、「理想」或「正港」國家主義之間有著系統性差異（變種），跟社會主義一樣。時至今日，社會主義者聲稱「真正的社會主義」不被經驗證據駁倒，如果加以實施的不是史達林版本的社會主義，而是托洛斯基、布哈林或是他們自己版本的社會主義，一切都會變好並帶來空前繁榮。同樣的，國家主義者解釋這些看似矛盾的證據都是意外事件。如果是其它總統上台，或是《憲法》被那樣或這樣修正，歷史就會不一樣，事情會變好、無比安全，並將帶來和平。確實，如果所採用的政策是那些國家主義者自己的政策，這些或許在未來可能會發生。
我們從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裡學到如何回應社會主義者的逃避（免疫）策略。[6]只要社會主義本質上的特徵沒有變，也就是捨棄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制，沒有任何改革會有所幫助。社會主義經濟的想法是語詞矛盾，而社會主義代表更高效之社會生產方式這種主張則很荒謬。以分工為基礎的交換經濟框架中，為了有效率又不浪費地達到自己的目的，貨幣計算（成本會計）是必要的。在原始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之外，貨幣計算是合理與高效行為的唯一工具。唯有以共同交換媒介（貨幣）計算比較投入與產出，個人才能夠確定自己的行為成功與否。而社會主義則與此產生鮮明對比，社會主義意味著沒有經濟、不存在經濟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定義下，貨幣計算和成本會計都不可能存在。如果生產要素沒有私有化，就不存在任何生產要素的價格，因此，不可能確定是否經濟地使用它們。因此，社會主義並非更高階的生產模式，而是混亂經濟與原始主義回歸。
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則解釋了如何應對國家主義者的迴避策略。[7]雖然羅斯巴德的理論同樣簡單、明確，甚至具有更重大的影響，但直到今日仍未廣為人知。他解釋道，只要國家主義本質上的特徵沒有變，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不管是人員更換或是修改《憲法》。鑑於政府的原則，也就是司法壟斷與徵稅權力，任何限制政府權力與保障個人生命財產的概念都是假象。司法壟斷，意味著正義與保護的價格必定上升，而品質則必定下降。而稅金資助的保護機構本身就是一種矛盾，這將導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的稅賦與更少的保護。即使政府活動被限制在專門保護現有財產權上（國家保護主義的應有內容），進一步的問題是該提供多少保護。政府（和其他人一樣）受到自利與勞動負作用的激勵，但卻獨有徵稅權力，使得政府對上述問題的答案幾乎相同：最大化保護的支出，可以想像幾乎整個國家的財富都能以保護之名被消耗，同時，減少保護的生產。此外，司法壟斷必然導致正義與保護的品質惡化。如果人民只能向政府上訴並要求正義與保護，正義與保護將被扭曲以利於政府、《憲法》與最高法院。畢竟，《憲法》與最高法院是國家的《憲法》與法院，不管政府活動因機構成立當下的考量而受到多少限制。因此，政府為了取得優勢，財產權與保護的定義將不斷被改變，而司法管轄權的範圍則會不斷擴大。
因此，羅斯巴德指出，為了達到繁榮，社會主義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廢除，同樣的，為了實現正義與保護，國家機構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廢除。「自由社會中的防禦（包括提供人身與財產防禦服務的警察保護與司法調查），」羅斯巴德總結道，「必須由個人或企業提供，並且（a）透過自願而非強制手段獲得收入，及（b）不像國家那樣強制性壟斷警察或司法保護…這些防禦企業必須自由競爭、非強制性且非侵略性，就像其它自由市場中提供商品與服務的供應商一樣。防禦服務，就像其它所有的服務，可以市場化，也只能市場化。」[8]也就是說，每個私有財產所有者都能獲得分工的好處，透過與其他的財產所有者合作，能夠替自己的財產尋求更好的保護。任何人都能夠向其他人購買、出售或以其他方式締結有關保護與司法服務的合約，而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單方面終止與他人合作的合約，回到自我防禦或是改變保護的條件。
6 Ludwig von Mises，《Socialism》，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981年；Hans-Hermann Hoppe，《A Theory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Boston: Kluwer，1989年，第6章。
7 Murray N. Rothbard，《The Ethics of Libert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第22、23章。
8 Murray N. Rothbard，《Power and Market》，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7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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