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Hazlitt與大蕭條｜Hazlit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文：吳莉瑋
圖：rishibando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Hazlit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Jeffrey A. Tucker帶我們回顧讓Henry Hazlitt一戰成名的辯論，也就是羅斯福新政之前的《The Nation》社論大戰，即使Hazlitt以清楚的文筆一一分析對手的荒謬與錯誤，《The Nation》最終還是照計畫選邊站，堅持自由市場的Hazlitt當然是被一腳踢出門去另找頭路。

本格曾經介紹過Hazlitt的小說《Time Will Run Back》，他是一位多產又犀利的作家，文筆又如此簡練與透徹，除了長期耕耘《Business Tides》社論之外，他還寫了《Economics in One Lesson》、《Thinking as a Science》、《Man vs. The Welfare State》等等橫跨各領域議題的專著。

除了強勁過癮的論述之外，他對自由與其信念的從不妥協，也令人肅然起敬。閱讀Rothbard、Hoppe、Mises、Hazlitt等等數不清的自由鬥士，不管是他們的人生還是他們的學術理論，都令我這個自由後進者感到勇氣倍增。

Hazlitt與大蕭條｜Hazlit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老右派記者Garet Garrett形容羅斯福新政為一場違反美國私有財產、有限政府及法治傳統的革命。確實，這些都是標記。羅斯福總統在競選的時候反對政府支出與赤字，但一上台後，他就像個獨裁者。

羅斯福推翻了政府角色的傳統限制，並在每一個經濟部門中實行中央規劃和福利國家主義。

而後，國家主義邪神一發不可收拾：接著來到羅斯福的戰爭社會主義、杜魯門的工運、約翰遜的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尼克森的價格管制、卡特的通貨膨脹、雷根的赤字支出、布希的監管以及柯林頓的費邊主義。

因為思想問題跟權力欲望一樣重要，羅斯福新政必須透過公共知識分子的合理化才能進行。股市崩盤與經濟衰退之成因的推衍式理論孕育而生。為了讓社會主義主導美國，學術界與大眾必須要被說服資本主義已經失敗。

Henry Hazlitt處於那次辯論的中心，不斷地在《The Nation》這份頂尖的雙周刊上侃侃而談。他受聘為編輯，相對而言是一個較為政治中立的職位。但是，隨著政治情勢變得更具爭議性，他負責了許多社論篇幅。他開始為文反對聯邦政府侵占民營企業。

當羅斯福開始扭轉競選說辭並擁抱國家主義時，《The Nation》的編輯們都知道自己不得不採取立場。正當Hazlitt對於羅斯福的批評漸增之時，《The Nation》內部對於Hazlitt理念的抱怨也漸增。《The Nation》沒有直接解僱這些編輯，而是安排了一段兩方立場之間的冗長論戰，一方堅稱資本主義失敗（因此社會主義成為解答），另一方則堅稱干預主義失敗，資本主義才是解答。

其中一邊的成員有Hazlitt、文學評論家和金融記者。另一邊則有Louis Fischer、俄羅斯流亡者、記者和社會主義者。「Depression and the Profit System」這場交流於1933年5月24號發行，當時正進行羅斯福的貨幣與財政革命。

Fischer採用馬克斯主義對大蕭條的解釋。他援引勞工統計局的數據，認為世紀之交以來生產率提高，但工資相對於輸出呈現下降。勞動者能夠購買的產品越來越少，因為資本家剝削他們的剩餘價值。「多年來，美國的財富和國家收入集中到越來越少人的手中。」

引發危機的是什麼？

Fischer解釋道，那是馬克斯危機理論和凱因斯消費不足理論的結合：「那些想要最大消費的人沒有足夠的手段，而那些擁有手段的人不想全數消費。因此，我們的購買力下降。」

需要做什麼？他說：「分割與重新分配利潤。這是出路。」「在今後幾年裡」應該要有「平分剩餘價值的規定」；我們應該消除「資本所有者的利潤」，並建立「社會主義」。

Hazlitt的回應則指出Fischer剩餘價值的採用數據基礎為「選擇謬誤」。Fischer有心選擇基準年（1899年和1929年），將非常態混淆為一般趨勢。兩方都可以玩這種遊戲，Hazlitt演示，要是改用其它基準年（1869年和1921年），勞動者可消費的產品相對於輸出可以說是一直在增加。

此外，Hazlitt問道，如果原因是勞動應佔溢利下降，那要怎麼解釋同一時期的經濟復甦？用這種推理，我們要怎麼解釋，為什麼危機出現的時間沒有更早？

正如Hazlitt所言，馬克斯的理論「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們不是總是在危機中，也無法解釋我們如何克服危機」。在此基礎上，他忽略了1929年崩盤的更廣泛含義，這只不過是代表著經濟結構基礎下的長期運行趨勢。

但如果Fischer是對的，勞動者的收入相對於資本偏低？Hazlitt點出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們受到剝削。它可能只是意味著，該產業資本量的增加幅度大於勞動的增加幅度，這表明高效率的技術越來越多。如果是這樣，古典經濟學家的「生產力提高時勞工將擁有更多資本」預估則有助於解釋。例如，1920年代股東人數急劇增加。

為了辯退Fischer籠統的馬克斯主義理論，Hazlitt主張，就經濟觀點而言，最佳檢視期間是「當前與最近一次危機」，譬如，1922年到1929年。在此期間，我們可以注意到工業部門的資本與勞動力的價格和產出增長，超過農業部門。這對於危機成因可能沒什麼重要性，但這帶來經濟剝削勞工的質疑。

轟炸完Fischer的數據和經濟理論後，Hazlitt推測另一種可能。當時，在美國為何陷入危機的討論中，並沒有出現自由市場理論。但Hazlitt從自己對歷史的瞭解，知道過度活躍且負債累累的政府是問題的根源。他知道崩潰的秘密藏在這些問題中。

他說，一個穩定的市場秩序，需要震盪的自由，或至少，政府要能允許經濟在這些震盪中糾正。戰爭人為地抬高商品價格，而這些價格需要糾正到更實際的水平。他認為1929年的危機是經濟的向下修正。

他寫道：「但這種對於崩潰的關注卻大幅加重一系列的戰後政策。」他列舉了「惡性凡爾賽條約」、「因為戰後賠償與負債造成的解體」、「無所不在的荒謬關稅壁壘」、廢棄金本位並採用「金匯兌本位」，以及「魯莽的國外放款」。

最重要的是，他指責「英美追求的人為性廉價貨幣政策，加上柯立芝總統與梅隆先生的鼓勵下，導致龐大的不動產與股市投機。」這種因為通膨政策所造成的不良投資，創造出需要修正的資本扭曲。

接著，Hazlitt結論出不良投資才是核心問題，不只在大蕭條時期如此，在所有商業週期中也是如此。他受到Ludwig von Mises的影響，大約十年後，他們見到彼此。他們一起支持金本位以及「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這個理論由Mises所發展，理論指出，隨著時間推移，市場能夠調和各種投資計畫，但央行貨幣與貨幣擴張則擾亂這些計劃。

Hazlitt在正式獲知這個理論之前，已傾向奧地利學派理論。因為這個理論最符合他的思想。作為文學評論家，他的專長就是戳破理論家的自命不凡。他熱愛挑出時髦的學術文章，從誇大的文句中剖析出基本主張，然後直指這些主張有多荒謬。簡言之，他的天賦在於揪出論點的核心，不懈地進行測試，檢視這些論點是否合理。這是奧地利學派自19世紀誕生於維也納以來的特質，也是16世紀西班牙經院哲學傳統的特質，托瑪斯主義乃至亞里士多德的推理都受惠於此。

根據Hazlitt，Fischer論文中的特有荒謬建議，便是對資本開徵高額新稅。這個措施「將猛烈加劇災難」，Hazlitt說，這將使得企業進入另一次經濟衰退，讓1929年的股災變得微不足道。增加工資也同樣不可取，Hazlitt說，因為那會導致經營成本增加，並導致更多失業。他說，為了讓經濟復甦，我們需要更多的民間資本，而不是減少，這意味著，讓市場自體運作。

Hazlitt說，最重要的是，我們不需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所謂規劃的曖昧東西」。基於負責人員的類型以及政治的本質，他確信經濟將會由「經濟文盲」掌舵，那些人，毫無疑問地，就像Louis Fischer。

幾乎所有Hazlitt寫於這篇強力論文的爭點，他對成因、影響與解決方案的分析，隨後都在Murray Rothbard和Robert Higgs的學術研究中獲得平反。Paul Johnson在其《Modern Times》書中，指出Hazlitt在猛攻新政一役中奠定自己的定位。最近Richard Vedder和Lowell Gallaway也在《Out of Work》中指出類似看法。

要是Hazlitt對正在形成之共識的攻擊不是這麼全面與毀滅，他可能保得住自己的工作。如果他做出一些讓步，甚至是不要這樣全面抨擊Fischer，他或許能夠留住飯碗。但是，將隱瞞真相作為權宜之計，並非Hazlitt的本性。他一定感受到自己在《The Nation》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並決定壯烈出走。

Fischer與Hazlitt之間戲劇性的辯論，最終由編輯的不祥註語結尾：「這個討論…將是未來議題的編輯評論。」事實上，《The Nation》在下個議題中宣布投入社會主義事業。編輯呼應當時的傳統智慧這麼說：「羅斯福先生試圖保留資本主義，透過暫時打劫幾個主要資本主義特權，來拯救資本主義。」

編輯以罕見的洞察力說：「如果新政通過，他將有權力告訴產業應該要生產什麼、該生產多少、產品該收取多少費用、應該支付勞工多少、勞工又該工作多少個小時。」

但《The Nation》未就此打住。編輯說，「我們傾向於」認同Fischer，「集體社會可以提供理想最佳希望」。他們贊成「走向集體主義」，越快越好。他們批評羅斯福的膽怯，他們說：「國家應該刻意且具有目的地走向融合與社會化的工業社會。」

這份雜誌致力於推動進步主義的文化改革，完全贊成集體主義。這個神妙理論首次明確出現，而Hazlitt則被推開，被迫尋找其它工作出路。

社會主義的宣傳士，《Dissent》的編輯Irving Howe，死後不斷被主流媒體吹捧，僅管（或可能這才是原因）他反對財產權、反對中產階級，這在新政之前的美國完全是陌生概念。就算在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陸續失敗後，他仍受到吹捧。

Hazlitt許多次都是對的，在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主義、通貨膨脹與黃金標準、流行文化以及其他許多議題上。不像Howe，Hazlitt的文句就像他的思緒一樣清楚。

他從未利用職務之便傳播替意識形態服務的錯誤訊息，不像Howe；Hazlitt信仰真理，讓邏輯與事實替自己發聲。Henry Hazlitt的死訊幾乎未受注意，這正是官樣文化腐敗的度量衡。

我確信，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這個國家能瞭解並糾正自己的歷史錯誤。當我們的歷史開始重寫，當Irving Howes被視為名副其實的社會威脅時，Hazlitt將被視為一位對掌權者說真話的先知。而逆轉社會主義編輯政策的《The Nation》，將承認Hazlitt始終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