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革命到家門｜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

文：吳莉瑋
圖：Viewmind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Rothbard 分析 1994 年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慘敗的社會原因，並惋惜柯林頓的左傾因為民主黨選舉慘敗而將遭中止，由於柯林頓再次轉往中間派路線，使得兩極化的強烈社會反感革命動力也胎死腹中，正如 Rothbard 所言：

自由與小政府的主要希望，是矛盾地讓柯林頓跟隨希拉蕊與其意識形態向左傾，動員並分極化公眾更高強度地反對柯林頓統治的回應。這樣一來，柯林頓的同盟只剩下 Jesse Jackson和ACT-UP，而反稅收、反監管、反政府的民粹主義將升級並推翻他的統治。

革命到家門｜The Revolution Comes Home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1994 年的選舉前所未有地砸毀了醞釀數個月的人民革命選舉訴求：廣泛地拒絕柯林頓總統、柯林頓的民主黨，他們這些人與他們的作為。這是對近期一連串革命的合宜跟進，反抗與前蘇聯相關之政府及社會主義。這種反政府革命終於在去年蔓延到美國。對於柯林頓個人與意識形態上受憎恨之華盛頓特區的融合、「利維坦」聯邦政府以及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一股加劇的厭惡在美國政治中創造出強大的助燃劑。這股龐大的否定勢力，甚至讓許多州政府脫離民主黨控制以及政府干預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民主黨思想。以前柯林頓或媒體蒙古大夫試著轉移選舉意義的有效策略（例如「反現任」），因為選舉革命的事實而顯得可笑且被拋棄。

Leon Trotsky 被 Stalin 流放後寫了本苦澀的書：著名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在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例子中，花了約 15 年來醞釀所謂 Stalin 對列寧主義革命的背叛。（實際上，儘管 Stalin 與 Trotsky 的分裂事件對西方知識份子而言充滿魅力，但相較於思想背叛，此事件更像是 Bolshevik 內部的個人與派系鬥爭。）

而在 1994 年 11 月雄偉的自由市場革命例子中，這種背叛幾乎立即顯現。這種背叛的確不可避免，它內建於美國目前的政治結構中。

基本問題在於被過度稱讚的「雙寡頭」兩黨制，此種制度鞏固於單一選區、贏家通吃的立法程序及社會主義化投票，並在 1890 年代以「漸進改革」被廣為接受。此次改革使得政府能對公眾投票以及公民表達選舉意願施加嚴格的限制。在社會主義化投票被接受之前（或稱為「澳大利亞」選票），投票採秘密進行，將記有候選人其中之一的卡片投入所提供的箱中。這種「選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因為兩黨制的關係，1994 年的選民唯一能表達擺脫可憎民主黨的革命渴望的方法，只能將票投給共和黨。不幸的是，控制共和黨的精英們早就有著非常類似於民主黨的意見，從而剝奪美國公眾哲學上的任何選擇。

兩黨統治精英共同的意識形態是福利主義與社團主義的中央集權；無論稱為社團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兩者只是意義與美學形式的細微差別。就本質上而言，企業與媒體精英長期以來一直參與騙局，騙局中的倒楣蛋則是美國公眾。當公眾厭倦了其中一黨，精英們便提供所謂的替代方案，但其實和原來差沒多少。

然而，並非全然無望。這種兩黨制的內在張力，來自於公眾長期被誤導，以為兩黨間存在真正的選擇與強烈的意識形態分歧。其結果是，無論是一般選民或是兩黨積極分子，都傾向於抱著衝突的意識形態並滔滔不絕地發表鮮明對比的言論。

這些基層人員以及黨派部隊都傾向於相信並認真看待政黨說辭。而從前滿意於政治領袖的花言巧語而不在乎其真正作為的美國公眾，特別是保守派人士，現今也將目光關注於現實情況，他們對於華盛頓特區不斷蓬勃發展並束縛他們的利維坦國家，產生逐漸上升的不滿反抗怒氣。

這次，基層的保守派對 Robert Dole 感到感冒，Robert Dole 因獻身於妥協增稅與提高政府支出而出名。而真正的危險在於 Newt Gingrich，他醞釀了誘騙基層保守派信任的花言巧語，這將導致他們的革命。

即使是在修辭學意義上，Newt Gingrich 也令人想起飄忽不定的柯林頓，一下說熱一下說冷，每天都在改變，一下子呼籲革命（《華盛頓郵報》的 David Broder 最近叫他「壞 Newt」），一下子又承諾與他據稱在白宮的頭號敵人「合作」（「好 Newt」）。備受爭議的 Gingrich「條約」遠非擊退大政府的表述，而是瑣碎與虛偽。讓我們繼續看一些反中央政府革命的關鍵面貌，看看那些包括 Gingrich 的那些共和黨精英們如何塑造假象。

稅。忘記資本利得稅那些微不足道的削減與扶養減免額度。關鍵點是，Gingrich 與其他領導人都致力於災難性的布希暨柯林頓兩黨（Bush-Clinton-bipartisan），其概念為從不減少政府的總收入，所以，任何的減稅都必須以其它地方的增稅（或增「費」）來作為補償（「兩黨」這個可怕的詞，本身就代表著雙寡頭壟斷與出賣原則）。確切而言，直到大幅度削減所得稅的提案通過之前，共和黨精英所謂的擁抱小政府將繼續只是詐欺與騙局。

廢除《布萊迪法案（Brady Bill）》及普遍的槍枝管制。「條約」或各黨領導隻字未提。

廢除平權法案。隻字未提。

放鬆管制，即，廢除《職業與健康法令》、《美國殘障法案》、《清潔空氣法》等。隻字未提。

入境管制。反對非法移民、一般移民或移民福利，隻字未提。

取消外援。不僅隻字未提，包括 Gingrich 的全體共和黨領導層，都堅定地致力於在經濟與軍事上進行全球性干預的美國外交政策。

退出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同上，因為全體領導層承諾延續自二戰以來兩黨所追求的全球干涉主義外交政策。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受到管理整個世界貿易的關鍵動力驅動，公眾至今所知的任何事，政客都扎實地反對，Gingrich、Dole 和整個共和黨體制派不顧公眾反對地熱切盼望之。唯一的例外是 Jesse Helms，他開始找回自己的右派老路。

政府開支。沒有真正的削減被精英倡導；相反的，條約承諾在蘇聯威脅不再的世界中增加軍費。公眾希望嚴格遵循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再次被挫敗。

廢除美聯儲。哈！

取消教育部、能源部等。哈！

相反的，共和黨精英替一些《平衡預算修正案》等騙局服務，並增加國會單項否決的行政權力。將不會出現任何真正的權力下放，或恢復《憲法第 10 號修正案》。

那麼，為什麼此種情況並非無望？因為基層間憤怒地反政府激情。因為許多新共和黨國會議員認為自己沒有獲勝機會，因此不願自己的政治搖籃被政黨精英扼殺。這些後生反映出他們選區中的硬右派氛圍。

如果公眾保持警惕並持續施壓這些軟弱又無原則的政黨精英們，他們可能會被灌輸要保持良好行為。此外，革命隨著柯林頓與其政治運動的到來而呈現兩極化反應。所謂專業「兩黨」精英的訴求，和所有主要政黨幾乎相同。

這些精英在 1992 年時捨棄布希而改捧柯林頓，因為他們認為柯林頓是個安全的中間派「新民主黨人」。相反的，比爾，特別是希拉蕊，證明了自己是硬左派的意識型態代表並推動美國左派聯盟的政治衝突，這些作為超過那些中間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忍受幅度。這些中間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將所謂的政治對話，定義成 Al From 與 Al Gore 等「溫和」民主黨，和 George Bush 與 Bob Dole 等「溫和」共和黨之間的永恆對話。柯林頓的大幅左移搞砸一切，並創造出反政府民粹主義能繁榮發展的缺口。

柯林頓的左傾舉動極端化美國政治意見，並產生了反向的巨大反應。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與保守主義者必須保持並增加共和黨領導層的壓力，鼓勵那些後生議員並威脅出走，讓那些遵循本能而背叛共和黨原則與民主黨妥協的領導層留在家裡。

人民革命並非一次性命題，它是持續的過程，而 1994 年 11 月的偉大掃蕩是個明顯的例子。新的民粹主義革命要多管齊下，也需要內外兼攻選舉機制。

請注意，自從競選以來的所謂戰爭只剩滑頭威利（柯林頓）的靈魂。共和黨精英正懇求柯林頓往中間派移動並與「溫和」共和黨人聯盟。而自由與小政府的主要希望，是矛盾地讓柯林頓跟隨希拉蕊與其意識形態向左傾，呼籲其核心選民，動員並分極化公眾更高強度地反對柯林頓統治的回應。這樣一來，柯林頓的同盟只剩下 Jesse Jackson 和 ACT-UP，而反稅收、反監管、反政府的民粹主義將升級並推翻他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