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文：吳莉瑋
圖：Express Monorai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Rothbard 點出每次戰爭之後，政府習慣性地以各種藉口擴大國家權力，雖然對外戰爭結束，但戰爭時期的各種利益團體，仍想盡辦法找出各種「敵人」，繼續延續所謂「聖戰榮耀」。

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歷史上的每場戰爭都是國家權力的大躍進，而戰後充其量僅會部份釋權。

看來微小的 1812 年戰爭，花了傑克森三十年來洗滌美式生活，而我們的自由在經歷南北內戰與兩次世界大戰後從未完全恢復。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家主義有了看似不可阻擋的論點：美國應該要用它的奇蹟與榮耀、團結的武力精神與單一的國家利益，對國內弊病宣戰。
而國內總充滿著需要動員國家意志來對抗的問題：大蕭條、貧困、不公正，還有你想的到的其他問題。而動員必然意味著集體主義行動：增加總統之下的聯邦政府權力。

第一次世界戰爭的戰爭集體主義，結合了大政府、大企業、大工會、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大政府下的技術官僚，與其年輕策劃者，在那之後，Bernard Baruch、Herbert Hoover 與 Franklin Roosevelt 的人馬，用其漫長的餘生努力奪回那些幸福的集體主義時光，並在和平時期將這些集體主義永久性地加諸於美國。在 Hoover 與 Roosevelt 新政期間，那些戰時的集體主義機構與言論被抓回來用以「打擊」大蕭條，而往往是由相同的人馬經營相同的機構。

因此，Eugene Meyer 將聯邦資金借貸給企業的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由 Hoover 擴大並改名為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而存留於和平時期的 1920 年代，相同的 Eugene Meyer 在位於華盛頓的相同辦公室裡高興地辦事。並在二戰期間帶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集體主義規劃。Baruch 的戰爭工業局（War Industries Board）在二戰期間改組為戰爭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Board），並在朝鮮戰爭期間透過 GE 的 Charles E. Wilson 再次復活。

而用於圖利特權工會、設定工資與仲裁糾紛的戰時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War Labor Board），啟發了 Roosevelt 新政早期的國家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Board），並被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成功地以《瓦格納法（Wagner Act）》在二戰期間接替戰時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War Labor Board）。

加速中央集權的特別危險是成功的戰爭；韓戰與越戰加劇了國家權力，它們沒有帶來士兵的思鄉，而是奪回成功戰爭昔日輝煌的渴望。如果我們比較敵人與美軍的傷亡比，沒有其它美國戰爭比海灣戰爭還成功。

因此，我們能預期逐漸升溫的氣氛，將戰爭主場轉移到國內。當前世界中，電視似乎加快了公眾迴響，戰後的國內集約化已經開始。這種國內戰爭精神充分體現於布希總統 1991 年 3 月 6 日在國會的勝利演說：

戰爭剛結束，還有許多明確的目標、時間表，還有高於目前取得成果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以相同的自律意識、同樣的毅力，以同樣的方式迎接國內的挑戰。

布希總結了一些國內議程，包括「公民權利」、公路、航空、運輸與「犯罪包裹」等「改革與重建」提案，並稱讚自己過去一年的「歷史性」《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還有他《美國殘障法案（Disabilities Act）》的「政績」，以及未來的《兒童照顧法（Child Care Act）》。在總結過後，布希總統加給國會最後期限：「如果我們的軍隊可以用 100 小時贏得地面戰爭，那麼國會肯定可以用 100 天通過這些法案。」

總統接著在對國會的施政報告中指出，五個星期前他已向國會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能在遙遠的土地上如此無私地面對邪惡並追求真善，那麼可以肯定，我們可以使這土地成為它應該要有的樣子。」藉由美軍的勝利，總統告訴我們，我們的軍隊「改變了一個國家」。總統最後總結：「我們在國內外都還有許多必須做的事，我們也將這麼做。」

抓緊你的帽子還有皮夾與錢包，各位美國先生女士們，我們又要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