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莉瑋
圖:Cayus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It's a Jetsons World: Private Miracles and Public Crimes》書中的「America’s Underground」,Jeffrey A. Tucker用反諷的方式,談談所謂「非正式部門」的原罪,在國家主義者眼裡,這些人等同於「犯法」、「剝削」、「逃漏稅」,但在接受這些服務與僱傭機會的人眼裡,「非正式部門」提供更多交換的機會,換言之,也就提供了更多「幸福的可能」。
地下美國|America’s Underground
作者:Jeffrey A. Tucker
譯者:吳莉瑋
我家出現了一些精明生意人,那四個傢伙指出後院那三顆死掉的樹要砍掉,免得他們引來可怕的蟲,侵壞我的建物。他們會砍掉這些樹在負責運走,要價475美元。
現金支付。
我們來回討價還價,最後以350美元成交。以現金支付。
他們砍樹就像螞蟻吃冰淇淋。45分鐘內,樹木消失得無影無踪。
我付了現金。
用這種方式支付,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他們只接受現金也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國家雖然過份地侵入我們的財務事務,但它實際上並沒有禁止使用現金。
就在上個週末,我在中西部旅行途中需要到一間巴基斯坦人開的影印店去影印。他們提供高品質的彩色影印,每張15美分,但只接受現金。我也接受這麼做。
我向他們要了收據。哎呀,收據的列印機壞了,老闆得用手寫,這有點難懂,但我還是接受了。同樣的,我用現金支付,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商家也沒有。
不知怎地我們總覺得現金付款較有價值,相比於支票或信用卡,嘿嘿,知道我的意思嗎?用現金的話,可以免去很多麻煩。如果你不想正規化你的生意,被捲進去那些政府機構的預繳稅款、社會保險、健康保險、最低工資,還有其它那些有的沒的中央計劃煩人機制,現金交易是最明智的選擇。
有趣的地方就在這。社會稅收和監管機制總說是為我們好。沒有這些我們的幸福感會直線下降。我們需要保護工人,還有那些光榮的國家服務。我們老了以後需要受到保護,以免受資本家剝削。我們遵守這些命令與控制的負擔,因為比起各自依照自己利益行事,遵守這些會讓我們整體變更好。
好吧,讓我來把上述說法套用在我提到的兩個案例看看。我懷疑那些砍樹的朋友在偷偷逃稅,我懷疑那個巴基斯坦影印店老闆也是如此。或許他們沒有支付最低工資給員工,也沒有社會保險,更沒有提供醫療福利。所以,身為一個好公民,我做了調查。我要求看他們的移民文件和納稅記錄。我在官方所謂合法企業目錄中找他們的名字,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
我的結論是,這些都是不適當的營運商。我知道我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良好服務,但我不想參加那些會傷害社會上其他人的交易。法規和稅收對大家都有好處,我不要參與這種黑市活動。所以,我拒絕僱用這些砍樹工。我拒絕讓這位女士幫我影印。我要不要參與這些,我要往前走。
這會發生什麼事?嗯,我那些死掉的樹還在,而且需要的影印還沒印出來。供應商被剝奪了服務他人並因此獲利的機會。交易雙方都想要交易不會發生。根據法規和稅收對大家都有好處的這個理論,我們都應該要因為沒有交易而變得更好,不知怎地,我們並沒有變得更好。
不然我們來假設這些服務供應商突然開悟,發現自己要履行他們的公民義務,決定正規化營運。但當然,這意味著,砍樹服務現在得多貴三分之一,影印的成本也提高了。我覺得這種價格不值得,所以不會進行交換。再次,我們應該要覺得變好才對呀,但我們不這麼覺得。
我一直在想,社會究竟要怎樣因此而變得更好?我的文件沒影印好、我的樹也還在那,而那些商家則失去利潤,換言之,他們現在可以給孩子的變少了,他們的生活變得比較差。這就是經濟衰退期間,價格不斷上漲但是失業率卻威脅所有邊際工人的情況。就像我會做的那樣,我不相信涉及地下經濟與官方經濟之間灰色地帶的現金交易,會有任何人真的受到傷害。
在開發國家裡,政府官僚的幾乎用離譜的專斷去管制一切,而在這個灰色地帶運作的社會部門則被稱為「非正規部門」。這是許多左派和右派學者的新興研究領域,僅管出於不同原因。這種非正規部門在窮人之間廣為流行,而且與窮人有最大的利害關係。
Hans Sennholz在1984年針對這個主題替Mises Institute寫了一篇精彩的研究。研究結論是,政府部門規模越大、越深入,非正規部門就越蓬勃發展。這是一種安全閥,不會被計入GDP,而宏觀經濟規劃者也幾乎看不到這個部分。我不禁想著究竟美國非正規部門的規模有多大。我不只是談毒品交易、賣淫或私下聚賭。我指的是那些在公共部門管轄以外,完全合法的商品和服務交易。我大膽的猜測,每個閱讀這篇文章的讀者都可以說出類似我上述故事的經驗。只收現金的經濟在美國很普遍。顯然沒有人知道規模有多大。我們看到了與干預主義國家的官方理由完全相反的狀態:干預是在為我們好。你可以在腦中想過一輪又一輪這些非正式的場景,但是你找不到如果因為干預使得原先會讓社會更好的交易消失時,干預本身又怎麼能夠讓社會變好。
更重要的是,這個非正規部門的存在,提供了改革的有用藍圖。這些非正規部門完全可以透過降低符合法規的成本而消失。如果合法的成本降得夠低,非正式活動都將變成正式活動,沒有人有理由要繼續隱瞞。自由市場的時程,可以總結為非正規部門的完全合法化,而這些非正規部門存在的原因,正是因為稅收與監管的負擔過重。
但改革的動力卻完全相反。政客相信如果他們能杜絕非正規部門、嚴厲打擊現金業務、讓那些砍樹人和影印店倒閉,我們都將過得更好。公共部門要怎樣才能開始把非正規部門當成模仿的對象,而不是把它當成反社會經濟活動的象徵?簡單地說,只有那些政客把社會福祉看得比國家的權力與榮耀更重要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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