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文：吳莉瑋
圖：delete08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Rothbard 仔細分析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謂「科學結論」的謬論，事實上，透過操作原始數據的統計手法，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

國家經濟研究所與商業週期｜The National Bureau And Business Cycl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現在不僅有經濟衰退是否迫在眉睫的混亂，還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已經處於經濟衰退中（1988年）。因此，美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 Richard W. Rahn 最近宣布：「經濟放緩並非即將到來：它已經在這，但很快就會消失。」不知道我們是否處於經濟衰退有沒有像聽起來那麼傻。需要一段時間累計數據，然後在計算過後才能結論出某個下降僅是小故障或者構成新趨勢。但這種自然的混亂源於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統計學家與金融作家都無疑引用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每個人都在等官方發言，並在神諭終於做出宣告時毫無疑問地接受。因此，以 1966 年經濟放緩與衰退的程度而言，我個人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正處於經濟衰退。但是官方說法是沒有，因為國民生產總值下降時間未達經濟衰退的官方定義，而不幸的是，經濟衰退事實上正進行中。由於我們不處於官方所謂「經濟衰退」，我們在定義上正處於「景氣繁榮」。正因為官方特定又專斷的標準與統計方法，整體經濟不能既非景氣繁榮也非衰退，而只是懶洋洋地進行。它必須是兩個選項的其中一個。

國家經濟研究所犯的錯不言而喻；但事實卻相反，官方聲明被視為神喻。為什麼會這樣？正因為官方機構被巧妙地設計，並被宣布為假定價值觀中立的純「科學」機構。

國家經濟研究所是由一大群協會、機構、企業、工會團體、銀行、基金會與學術團體資助的私人機構，這賦予它高度聲望。它的大量書籍與專著都充滿長篇幅的統計與短篇幅的文本或解釋。其所宣稱的方法是培根歸納法：即，打著無先驗理論的招牌，它收集無數事實與統計數據，而它經過謹慎措辭的結論，則全然由數據本身所推導。因此，它所作出的結論被當成無可爭議的「科學」聖令而接受。

然而，僅管有所謂的自我宣告，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程序本身必然會操縱數據來得出結論。而這些程序並非無先驗理論，事實上，存在許多錯誤且令人質疑的假設理論。因此，所得出的結論遠遠非嚴格的「科學」，而是受到取決於程序本身的扭曲。

具體來說，國家經濟研究所選擇整體經濟中的某些「參考周期」，然後檢視某些價格與生產等項目的「特定周期」，並把這些特定周期與參考週期相比較。不幸的是，這一切都取決於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期間採用理論，也就是說，它首先替一般性週期挑選出處於波峰或波谷的月份，然後再替特定周期挑選出低谷與高峰的月份。但是，很有可能在許多情況下，曲線是平坦的，或是幾個波峰或波谷彼此接近。

在這些情況下，國家經濟研究所專斷地，在連續高峰期或是相互靠近的多個波峰或波谷中，選擇最後一個月當作所謂波峰月或波谷月。這不具任何經濟原因；為什麼不將整段期間當成波峰期或波谷期、將數據平均，或任何其他作法？相反地，國家經濟研究所只選擇最後一個月當成波峰或波谷，然後再錯誤地把任意指定的「波峰月」和「波谷月」間切成三等分，並假設「波峰月」與「波谷月」間是一條膨脹或收縮的直線，代表繁榮或是蕭條。

換句話說，在任何現實世界中給定的時間序列裡，例如銅價或加州的新屋開工率，都可能會在低谷附近磨磨蹭蹭，然後迅速上揚，並停在持續高位或連續高峰數個月。但國家經濟研究所的原則下，這些活動被壓縮成單月低谷；依照時間等分的直線式擴展；到達單月波峰；接著往下進行類似線性的鋸齒狀收縮。簡言之，國家經濟研究所的方法必然迫使經濟被錯誤地看成一系列的鋸齒與向上或向下的直線。宣稱「生活是一系列的鋸齒線」的結論，源於國家經濟研究所處理數據信息的方法。

這種信息已經夠糟了。但國家經濟研究所隨後加劇錯誤，計算所有特殊周期的均值與提前滯後量等等，彷彿數據會再回到某個時期，例如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一般。透過這種方法，全國經濟研究制定出「先行指標」、「同步指標」與「落後指標」，而「先行指標」理論上被用來預測未來。（但不是很成功）

過去幾十年中，這種平均化週期數據的問題在於它假設數據為「同質群體（homogeneous population）」，也就是說，它假設銅價或加州新屋開工率這些週期是同樣的事情，而數十年來都以相同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是個驚人的假設；歷史意味著變化，但這個假設荒謬地認為這些數據的母體（underlying population）都保持不變，這種假設使得平均具有意義。

Arthur F. Burns 與 Wesley C. Mitchell 在 1946 年國家經濟研究所出版的《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書中開始提出這種統計方法，雖然受到計量經濟學家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正確地批評為「沒有理論的測量」，但它仍然被用來實現神喻而迅速地風靡當局。

令人特別氣憤的，是國家經濟研究所聲稱抱持明確商業周期理論的我們片面且專斷，而國家經濟研究所的發言則出於經驗事實。然而，國家經濟研究所尊重經驗事實的程度遠不如所謂「反經驗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認識到經驗事實的獨一無二，特別是那些統計的原始數據。而詮釋數據、平均數據與季節性取出數據等作法，必然使處理後的數據成為偽造的現實。他們所謂的培根歸納法沒能讓他們脫離這個陷阱；它只成功地蒙蔽他們，讓他們任意地操縱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