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莉瑋
圖:pfala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ttacking" The Franc》,Rothbard 為 1993 年歐洲出現的各種「貨幣攻擊事件」中被指責是壞蛋的投機者與德國人平反,此種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歐洲當時對各國所發行法幣進行強制性固定匯率制度,因此,外匯市場對於通膨速度較快的貨幣進行調整,將高估的通膨貨幣(法郎)換成較不通膨的貨幣(馬克或美元),從而使得法郎迅速貶值,可惜目前歐盟已經被「歐元」緊箍咒給套住,但自由的希望之火不會熄滅,就像 Rothbard 多年前的這篇文章所言: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攻擊」法郎|"Attacking" The Franc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世界媒體的舞台上總是上演令人熟悉的音樂劇。相同的假故事、相同的英雄與惡棍。
法國法郎這個所謂高貴的貨幣「受到了攻擊」。早先前的九月是英鎊受到攻擊,而在此之前則是瑞典克朗。這裡的「攻擊」就像在沿海水域裡鯊魚襲擊一樣激烈而神秘。而英雄是該國總理或財務部長,試圖拼命地「保衛」貨幣價值。
法國總理 Eduard Balladur 承諾捍衛「強勢法郎」(法郎堡壘)至死(辭職)。「捍衛」不是發動飛機大砲,而是花費法國銀行所有的硬通貨儲備,就像德國央行(Bundesbank)以同樣的理由花費數十億美元儲備一樣。在許多情況下,國際機構與美聯儲都會伸出援手,試圖支持「受到威脅」貨幣的價值。
如果國家和國際政治家與政府是英雄,惡棍只有那些投機者,他們所謂的「攻擊」,只是賣出手中的法郎或英鎊,換得自己認為比較健全且有價值的貨幣,在本案例中是德國馬克,在其他案例中是美元。
結果總是相同。經過幾個星期的歇斯底里與譴責,投機者還是贏了,即使總理或財政部長反复承諾貨幣貶值不會發生。瑞典克朗、英鎊或法郎,以各種方式貶值。不再具有原先的官方價值。政府失去大量資金,但承諾的辭職永遠不會發生。總理 Eduard Balladur 仍在,藉由擴大法郎的「允許波動範圍」來保留顏面。
和往常一樣,在歇斯底里過後,法郎、英鎊或瑞典克朗最終仍降低價值,而每個人都奇蹟般獲得新視野,覺得經濟真的變得更好,或至少比成功的邪惡「打擊」前具有更光明的前途。
為什麼貨幣重複地遭受攻擊?為什麼壞人總是贏?為什麼事情似乎總是比「挫敗」前好呢?
這相當簡單。貨幣的價值就像任何商品一樣:供應量越大價值越低;需求量越大價值越高。在 20 世紀之前,各國的貨幣並非獨立的商品,而是被定義成金或銀(不幸的是有時為兩者)的某個重量。20 世紀以來,特別是 1971 年最終淘汰金本位遺跡後,每種貨幣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商品。法郎或美元的供應量取決於任何現存的法郎或美元。持有這些貨幣的「需求」,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期望該貨幣的未來價格或貨幣價值。
政府越是膨脹貨幣,貨幣的「價值」就越低,以兩種方式體現:對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力,以及相對於其他貨幣的價值。貨幣通膨,會使得貨幣價值受到國內物價上漲,以及與比較不膨脹的貨幣間的匯率下跌打擊。嚴重通膨的貨幣會導致人們逃離該貨幣,因為人們預期未來出現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將手中的嚴重通膨貨幣換成比較不通膨的貨幣。
最好且最不通膨的貨幣形式,是全球性的金本位貨幣。但在缺乏供贖回的黃金量,加上現存廉價紙幣系統的情況下,迄今為止最好的方案當然是允許匯率自由浮動的外匯市場,他們至少能出清市場,確保沒有貨幣短缺或過剩。至少,貨幣價值反映供給和需求。
政府喜歡假裝本國貨幣的價值是高於它的實際價值。如果法國真的想要「法郎堡壘」,央行應該停止在市場上增加法郎供應量。相反地,政府習慣性地想要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較高的物價、較高的政府支出、補助及提供給親政府人士的廉價貸款),又不想遭受任何威信損失。結果就是,政府習慣性地將本國貨幣的估值定得比自由市場估值高。
固定匯率制度,使得他們的本國貨幣變成人為高估(價格下限),而馬克與美元等強勢貨幣則變成人為低估(價格上限)。其結果是「過剩」的法郎或瑞典克朗,以及「短缺」的強勢貨幣。
為了保持這種人為的高估,政府與它的盟友得注入(浪費)足以支撐其價格的數十億美元,這個過程最終必定會花光政府的美元與耐心。此外,受到「攻擊」的貨幣只有一條路可走:貶值到投機者因確信將獲得可觀利益而將手上的強勢貨幣換回被高估的貨幣。
把這些危機歸咎於投機者,就像指責價格管制下的「黑市高價」一樣荒謬。真正的壞人是所謂的「英雄」,那些政府官員想學卡紐特大帝一樣指揮潮流,並維持人為且不健全的估值。
最近這些所謂的英雄變得比平常更可惡。歐洲各國政府自 1979 年以來一直試圖維持彼此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一直試圖取消相較於官方匯率的 ±2.25% 允許波動範圍,為預計 1993 年底由單一歐洲央行發行的單一歐洲貨幣單位(ECU)作準備。
單一歐洲貨幣與歐洲央行被包裝成「自由貿易單位」推銷給世界公眾,但它實際上朝中央集權布魯塞爾政府邁進了一大步。也朝老凱因斯主義的夢想世界踏了一步:由世界政府管理的全球儲備銀行發行統一的紙幣。
幸運的是,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抵制、英國從歐洲貨幣體系的撤軍,以及挽救顏面而大幅放寬匯率允許波動範圍的新系統,ECU 和凱因斯夢想的胎死腹中。世界市場再次戰勝凱因斯集權國家主義,僅管權力看似握於體制派手中。
在法國的例子中,還有另一個被所有人譴責的小人。德國央行因為對東德的龐大補貼而擔心德國境內的通膨,一直沒有像法國所希望的那樣進行通貨膨脹。對於法國或英國而言,享受通貨膨脹的好處又不想面對貨幣貶值的唯一方法,是試圖讓較不通膨的強勢貨幣也跟著膨脹,把這些強勢貨幣拉到通膨貨幣的水平。
幸運的是,雖然德國人稍微膨脹了一下,浪費了數十億美元來支持法郎,其膨脹幅度遠不如法國或英國所希望的。然而,由於追求相對穩健的貨幣主張,德國人被譴責為「自私」,不願為了「歐洲」犧牲一切的,所謂「歐洲」就是凱因斯主義的通貨膨脹與中央集體主義。
如果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世界各國政府與民意機關都被握在追求權利的集體主義者手上,很容易就會感到絕望。但對我們有利的力量是強大的。自由市場,不僅從長遠或短期來看,都將戰勝政府的權力。市場證明它比共產主義還有古拉格(集中營)更有力。以各種形式被鄙視的投機者,再次戰勝政客與國際凱因斯主義者行不通的惡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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