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文：吳莉瑋
圖：JD Hanco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We Undertaxed?》，Rothbard 批評許多「借鏡」他國所以建議加稅的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借鏡蘇聯（所有的國家資源都是蘇聯政府的），接著，分析 Galbraith 主張擴大政府的謬誤，並重伸政府支出不是「投資」且不會提高生活水平，最後，建議如果那些「科學的」經濟學家樂於進行擴大政府的實驗，為什麼不嘗試一下「縮小政府的實驗」？

我們被課稅太少？｜Are We Undertaxe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每天都有更多證據證明 Bill Kauffman 在《Chronicles》雜誌中的妙語：「那些住在美國的人與那些運作美國的人之間存有巨大鴻溝。」我們這些住在美國的人都堅信，我們的稅率太高，政府支出和稅收正在蠶食我們的物質生活，被用來支持不斷增長且充滿騙子和揩油者的寄生性軍隊，這種政府帶來的負擔讓我們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停滯不前。

那些運作美國的統治精英，包括引進「科學」的尖端技術經濟學家，當然，以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美國的問題。這些經濟學家精英的任務，是替利維坦的統治規則道歉，然後對統治精英發出指導，冷靜地說出自己的反主題：「美國的麻煩是稅收太少。」

相對於這一說法所引起的合理怒喊，精英是進步又「科學」。我們這些典型的土包子狹隘、自私，且貪婪地想從搶劫的收稅員手中保有一些我們自己的錢。而他們那些精英既明智又全知，與我們狹隘又自私的抵抗相比，他們只關心共同利益、全民福利還有公共福祉。如果指出他們版本所謂的共同利益，疑似與那些技術經濟精英狹隘又自私的利益一致，就是把我們自己與當代最糟的用詞相關連：「歷史陰謀論」。

最近出現的許多（如果不是全部）呼籲加稅之經濟學家的帶頭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T 的 Robert M. Solow、哈佛大學的 Benjamin Friedman，以及卡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Charles L. Schultze。（"Economists See Long-Run Need to Raise Taxes," New York Times, Jan. 27, 1992.）大多數經濟學家使用的常見策略，是指稱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稅收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高於美國。霸凌。如果是那種推理，為什麼不指稱蘇聯的輝煌經濟成就？蘇聯政府的產出吸收且構成了所有的國家資源。

再仔細一看，Solow 等人的主張是重播 Galbraith（加爾布雷斯）的舊論文與他在 1958 年《The Affluent Society（富裕社會）》暢銷書裡的宣傳。《The Affluent Society》提到美國的私營部門繁榮且興旺，而公共部門或「社會」部門則骯髒又混亂。假設繁榮和效率僅取決於所花費的資源，Galbraith 總結：「太多」被用在私營部門，而「太少」用於公共部門。因此，Galbraith 呼籲資源大規模從私人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

這種方案實施了 24 年後，對私營部門課徵越來越多的稅來養活日漸膨脹的公共部門，結果如何呢？追隨 Galbraith 學說的結果是什麼？顯然：公共部門的骯髒加重伴隨著私營部門的邊緣磨損。Solow、Galbraith 和其他人的答案是，我們仍然做得不夠，政府必須徵更多稅、花更多錢。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我們可以預期最終結果是蘇聯在 1991 年的經濟形勢。

這種胡說八道的關鍵謬誤，是假設政府開支與真正的儲蓄和投資相同，並確實是一種相對於私營部門的高級形式儲蓄與投資。Solow 與同夥們同意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認為生活水平的上升只能透過儲蓄和投資的增加，但他們對於儲蓄的想法出於集體主義且只能透過政府支出產生效應。

因此，紐約時報的釋義中，Solow 具有勇氣的結論是：「如果美國人想確保後代的生活比自己更好，他們必須學會減少消費，這意味著不用過的那麼好，增加儲蓄與投資。」不幸的是，由於高額稅收，他們的生活已不如從前，但這種犧牲對於國家的未來或他們的後代幾乎沒有幫助。Solow 的概念跟 Stalin（史達林）很像，國家打劫消費者、課稅，並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都為了永遠不會成真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相反地，在私人儲蓄與投資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人被迫犧牲，那些願意儲蓄與投資的人可以這麼做，而那些順從內心渴望的人也能隨心消費。

接下來，這些經濟精英幾乎把每項政府支出都貼上尊貴的「投資」標籤。但與此相反，政府支出不是「投資」，就只是簡單地把錢花在感覺良好或是那些非生產性的統治精英的擴權。所有的政府支出都遠不比「投資」，實際上是政客與官僚的消費。因此，增加政府預算就是增加消費並減少儲蓄與投資，而削減預算的情況正好相反。

沒有什麼會比 Solow 跟體制派經濟學家主張增稅的呼籲更高貴、公共利益導向與「無私」。恰恰相反。

要怎麼解釋 Galbraith 主張的私人繁榮與公共骯髒差距，現在比 1950 年代更明顯呢？觀察沒有錯，但得出的結論是錯的。如果公共部門是大問題，難道答案一定存在這兩個部門的相對比較？難道答案不是擺脫或至少大幅萎縮公共部門的失敗？

簡言之，私有化公共部門，引人注意的骯髒就會迅速消失。如果任何人對此持懷疑態度，那就讓我們嘗試一段時間。把政府私有化個十年，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偉大的社會實驗」，最大化「科學中立」。大家贊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