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莉瑋
圖：**b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Legacy of Cesar Chavez》，Rothbard 重新說了一回被渲染了傳奇色彩的農工運動領袖查維斯（Cesar Estrada Chavez）故事，和理想主義者的版本相反，在經濟學的世界裡，查維斯不過是另一個浪漫的現代造神運動產物，充滿熱血沸騰的宣傳造勢。
從公共關係角度上看，查維斯是成功的，但從「經濟現實」層面看來，他留給我們的啟示是：真的想發起社會運動來幫助別人的話，先學點經濟學吧。
查維斯的遺產｜The Legacy of Cesar Chavez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越來越活在雅各賓時代（Jacobin Age）。存在生日、紀念日和其他紀念活動內的回憶，對於個人、家庭，甚至是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儀式是個人或全體對於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洞察這個道理，因此，他們掃除所有古老的宗教節日、生日，甚至是法國曆法，並替換成新的人名、日、月等人工紀念。
雅各賓式轉變過程近幾年也在美國發生，儘管較為緩慢。美國自我認同與奉獻精神的重要節日已被清除或貶低，例如：「華盛頓誕辰」已經變成抽象的「總統日」，意義只剩週末的一個假期，而為了紀念發現美洲大陸 400 週年的芝加哥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在 500 週年的 1992 年秋天舉行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發現美洲大陸普遍被辱罵為惡性滅絕種族的「死掉的歐洲白人男性」。現在看來，每個星期媒體都會拿出一些我們需要紀念的鮮為人知替代人物或事件。
最新的人造英雄是查維斯（Cesar Estrada Chavez），他在去年四月去世，享年 66 歲。一連幾天，電視和新聞都充滿了對查維斯與他所謂成就的吹捧。美國總統柯林頓宣稱「勞工運動與所有美國人都失去了一位偉大領導者」，並稱查維斯是「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真正英雄」。而我們還被提醒巴比．甘迺迪（Bobby Kennedy）在 1968 年所作的評論：「查韋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人物之一。」
查維斯到底做了什麼而獲得這些奢侈的榮譽？他曾經首次成功組織加州與其他南方洲中被「剝削」的低薪移民農工，從而改善了他們的生活。過著簡樸的生活，身為聯合農場工人（United Farm Workers）的發起者與領袖，他只接受小額薪俸，並打動許多輕易相信他的年輕派自由主義者，而被視為「聖人」。他的崇拜者們沒有意識到，錢不是唯一可以激勵人的動機；追求權力也是。
事實上，查維斯運動在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是新左派理想主義者的流行主張。在受
自封為「專業激進派」的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培訓後，查維斯成功地替他的工會運動戴上半政治、半宗教的光環，包括讚美詩、遊行、禁食與和旗幟。他推廣了西班牙語「La Causa」（他的主張）與「Huelga!」（罷工），為了支持他的對抗葡萄園主的五年罷工，激進地抵制葡萄。查維斯的農工陣營吸引了許多短期神父、修女，還有那些把年輕人送到古巴的「我們必勝（Venceremos Brigade）」組織的年輕理想主義者。
抵制葡萄的運動，終於讓葡萄園主在 1970 年被迫與 UFW 和談：五年之後，當他新當選的盟友州長傑瑞．布朗（Jerry Brown），推動通過農業勞動關係法（Agricultural Labor Relations Act）時，查維斯達到他表面上成功的巔峰時期，在農業上，第一次出現引人注目的集體談判。
事實上，這個新的加州法差點導致倒店危機：它的「良好信譽條款」，允許工會領袖拒絕任何質疑工會領導人決策的意見。
然而，儘管擁有理想主義者的擁戴，加上加州政府的強制性手段，查維斯的事業仍走向失敗。他夢想 UFW 可以組織這個國家的所有移民農工，他的工會成員數像自由落體一樣，從 1970 年代中期的 70,000 人下降到今日的 5,000 人。 在 UFW 的心臟地帶，加州沙林纳斯谷（Salinas Valley），與工會簽有合約的蔬菜園主，數目從 35 驟降到目前的 1。現在，在微薄的工會薪俸中，只有一半來自會費收入，另一半則由懷舊的理想派提供。
出了什麼問題？查維斯的一些批評者指出，他個人對權力的眷戀導致他排擠一連串的組織者，並踢除工會中所有精明的非西班牙裔管理成員。
但真正的問題是經濟，笨蛋。從長遠來看，經濟法則戰勝了象徵、喧鬧與激進風格。在市場經濟下，工會僅能透過控制勞動力供給獲得成功：當工人數量少且工作技能要求較高時，他們不容易被取代。移民農工，相反地，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有豐富、數量不斷成長也不斷移動，因此也「不可控制」的供給。而以移民農工的低工作技能要求與豐富的數量來說，他們很容易就會被取代。
移民農工的低薪並不是「剝削（不管這是指什麼）」的現象，而是他們的工作技能較低且容易被替換。任何呼籲解除這種「剝削」的人，應該先問自己，為什麼這些工人季節性地從墨西哥到美國來做這些工作。答案是「相對論」：美國人眼中的「低薪」與悲慘生活，在墨西哥人眼裡，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那些工作技能低而選擇每季長途跋涉的墨西哥人眼裡，那是高薪與好工作。
事實上，對於這些農工而言，他們心愛的工會失敗反而是好事。如果工會很「成功」，它所施加的抵制與加州立法機關的強制令，只是把加薪或提高環境條件的成本轉移到那些被迫失業的人身上，迫使他們留在條件更惡劣的墨西哥。幸運的是，甚至就連強制令也沒有違反經濟法則。
一如匿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安格斯．布萊克黑（Angus Black）在抵制葡萄時期的警告：如果你真的很想改善葡萄工人的生活，就不能抵制葡萄，相反地，吃越多葡萄越好，還要告訴你的朋友一起這麼做。這將提高消費者對葡萄的需求，因此能同時增加就業與葡萄工人的薪資。
這個告誡，當然，從來沒有被聽取。對自由派而言，比起實際去學習能真正幫助關注對象的經濟現實，享受偽宗教式社會運動的參與感然後自我感覺良好地做出不吃葡萄的犧牲，總是比較容易。
查維斯的真正遺產是負面的：忘記那些個人魅力與炒作，學點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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