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暴動，為了憤怒、享受與利益｜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

文：吳莉瑋
圖：Thomas Haw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Rothbard 明確指出，不管暴動發生的動機或訴求是什麼，那些假借混亂狀況行打劫之實的犯罪者都應該要被制裁。但遺憾的是，本應負起保護財產權責任的政府，除了放縱那些在暴動期間犯罪的人，還在事後用政策買票的方式企圖想避免下一次的暴動，除了無法解決問題之外，還二次傷害了那些依法繳稅但是卻在暴動中被搶劫的受害者。「主動侵犯財產權」的這個犯罪事實，不能因為發生地點是在暴動期間，或者是行為人的身分是國家警察就能夠被合理化，甚至不需受到制裁。

暴動，為了憤怒、享受與利益｜Rioting For Rage, Fun, And Prof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但是」這個短卻意義深長的詞，可以讓在某個看起來很篤定的主張後面，表達完全相反的訊息。「當然，我強烈譴責共產主義，但是…」、「當然，我贊成自由市場，但是…」這類的句型在這近幾十年我們都太熟悉。這也是我們那些專家、政治人物們在 1992 年洛杉磯暴動後的標準反應：「當然，我不能縱容暴力，但是…」。在每個例子中，前半句話都會被迅速、儀式化帶過，接著在「但是」的後頭才拋出完全相反的訊息。

在這一點上，當然，這句話真正的主張，正是縱容暴力。雖然人之行為的「原因」難以精確表示又很複雜，但沒有人會預期「解決方案」長這樣：對所有美國人民徵稅，包括那些被掠奪、焚燒、毆打、虐待殺害的受害者，為了「緩和憤怒」，支付那些憤怒的團體一筆他們理應不會再次暴動的可觀金額。

在我們檢視這場暴動前，要先確認，政府這個具有暴力壟斷優勢的機構，任務是保衛人員和財產免受暴力侵犯。這個作用在這場暴動中並沒有看起來的明顯，州和聯邦部隊明顯地沒有執行該功能。他們很晚才派出警察和軍隊，而且還卸下他們的子彈。

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實現這個重要的警力功能：已故市長 Mayor Richard Daley 在 1960 年代的芝加哥暴動中，公開命令警察對於現行之搶劫者、暴徒、縱火犯或歹徒，一律開槍。這個公告足以讓騷亂者把他們的憤怒收回口袋，並回到和平的訴求。

誰能知道別人的心？誰知道所有的原因、動機與行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不管這些「原因」有多隱晦，潛在搶劫者和強盜會清楚地接收到（犯罪會被制裁）的訊息。

但聯邦政府和大多數的州與地方政府，在面對瓦茲大暴動或者 1960 年代各地暴動時，採取相當不同的做法：用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大規模收買，和福利政策、休耕計畫、平權法案等等各種形式呈現的政策買票。美國政府花在上述用途的預算從 1960 年代至今累計達到七兆美元。

而結果是什麼呢？內陸城市的困境明顯比以往更糟：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犯罪、更多的異常行為、更多沒有父親的家庭、更少的孩子被「教育」、更多的絕望和免職。而現在，暴動規模比以往更大。現在應該很清楚，這些花掉的稅金和特權只有赤裸裸地反作用。然而，這確是那些左派自由主義者不帶爭論的唯一「解決方案」，好像這個「解決方案」都是不證自明的。這種胡扯還要持續多久？

左派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這麼荒唐，保守派也不遑多讓。被自由派人士稱讚（這不是好事） 並認為是「好保守派」的代表 Jack Kemp ，提出了由他自己和他的新保守主義擁護者鼓吹的「創新解決方案」。這些被認為是「非福利」的解決方案事實上恰恰是「福利」：住戶「擁有」公屋，但是佐以大量補貼和嚴格監管，且不減少公屋的數目；「商業區」也不是真正的私人企業區，而是單純的福利補貼加上內陸城市特權的區域。

各種左派的自由主義者把焦點放在廢除最低工資和許可證法規，以此治療內陸城市的災難。廢除最低工資肯定會有所幫助，但他們和暴動並沒有大程度關聯，畢竟，最低工資法存在於其他和這些暴動城市一樣窮的地方，例如阿帕拉契區。為什麼阿帕拉契區沒有暴動呢？取消許可證法規也是受到歡迎，但一樣和暴動問題不相關。

有些主張宣稱根本原因是種族歧視。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積極公民權利措施後，問題似乎更糟，而不是更好。此外，韓裔美國人無疑也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他們也有與母語差距甚多的第二語言問題。那麼，為什麼韓裔美國人從來沒有暴動？事實上，他們是洛杉磯暴動的主要受害族群。

Moynihan 在他的論文中對此問題之原因的討論比較接近事實：三十年前黑人家庭出現越來越多失去父親的孤兒，因此，尊重人身與財產的價值觀面臨消失的危險。三十年後，黑人家庭的情況似乎更差，而白人家庭也沒有做得很好。Moynihan 的論文雖然指出了部分的問題，但我們能做什麼？家庭又不能被強迫合併。

更大部分的原因是幾十年來文化自由主義所創造出來的道德虛無主義。那我們又可以做什麼？當然，最好的方式，是花幾十年時間再把自由主義的真理重新召回，如果可以的話。劣化不會因為那些充滿問題的政策措施而停止或變慢。

著手治療疾病前我們得搞清楚那是什麼病。我們真的確信「憤怒」是問題嗎？大部分被攝影機拍到的年輕暴動者看起來並不憤怒。有個難忘的電視鏡頭：攝影機拍到一個笑嘻嘻的小夥子正從一搶而空的商店裡，拖出一台電視機搬到他的車上。笨蛋記者問「你為什麼要拿電視機？」，而令人難忘的回答是「因為它是免費的！」。這決不是偶然，那些縱火犯在放火之前已把一萬間商店都打劫一空。

關鍵點是，無論這些以憤怒、踹擊、劫掠、暴亂來表現對未來擔心的動機或目的是什麼，都參雜了毆打、搶劫與大規模盜竊的參與享受，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獻身給神聖的財產權不在他們的價值觀系統內。這就是為什麼，在短期內，我們能做的就是射擊搶劫者並監禁那些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