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儲蓄過低？｜Are Savings Too Low?

文：吳莉瑋
圖：Alan Cleaver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Are Savings Too Low?》，從「統計數字的迷思」與「儲蓄高低的標準定義」進行反詰，說明統計數字被操弄並用來衍生政策說帖的事實，接著，進一步分析造成儲蓄偏低此種現狀的真正原因，說明造成此種結果的主因事實上是政府高額稅收與非生產性的支出及赤字，最後提出簡單但是鮮少被政客、媒體提出來討論的建議－全面減少稅收與政府支出。

儲蓄過低？｜Are Savings Too Low?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近來在經濟學家、商人及政客界的強烈趨勢，是感嘆美國境內的儲蓄與投資金額過低。據指出，美國國民收入的儲蓄比例遠低於西德及我們擔心的競爭對手日本。最近，國庫局局長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嚴厲地警告美國儲蓄與投資的低水平。

這種說法應以不同層次進行考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統計數據通常會被操弄以誇大問題嚴重性。因此，這個可怕的數字（例如，美國的儲蓄只占 1.5% 的國民總收入）只提及個人儲蓄而忽略企業的儲蓄，同時，儲蓄與投資的主要來源「資本收益」也常常被忽略。

但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問題是：即使把美國的儲蓄比當成國民總收入的 1.5%，而日本的儲蓄比為 15%，那麼，儲蓄比難道會有所謂「恰當的數額」？

消費者會自行決定把他們的收入劃分成消費支出，以及預期未來收入的儲蓄與投資。如果瓊斯先生投資了 X% 以備將來所需，那無論是道德上或經濟上，能有什麼標準讓外人來譴責他不投資 X+1% 是錯誤或不道德的？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們減少消費並增加儲蓄與投資，他們將能夠在未來獲得高一些的收入。但是，他們的選擇取決於他們的時間偏好率：偏好在現在消費更甚於在未來消費的程度為何。因為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經驗、具體情況與價值觀的基礎下做出決定，若是要譴責某個人所做的決定，必須以其它除了做決定之個體外的其它標準取代做決定之個體的喜好。

這種標準不會具有經濟效益，因為效率與經濟價值的定義需在個人自發性選擇的框架下決定。以「道德」來確定標準是非常不穩固的，因為道德的真理就像經濟法則一樣，只有定性而無定量。道德法則，例如不殺人、不偷竊，是定性的，沒有一種道德法則可以說：一生中不可偷竊超過 62% 以上的時間。因此，如果要把「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當成道德告誡，告誡者需要拿出一些量化的最優解，例如：具體而言，儲蓄什麼時候過低，什麼時候又是過高？模糊的告誡增加儲蓄，並不是道德，也沒有經濟意義。

但這些呼籲者提出了重要的一點。數量龐大的政府措施大幅癱瘓與降低儲蓄，並增加社會上的消費。政府在許多方面的強制性干涉，把整體社會的自願選擇由儲蓄與投資轉向消費。
那些抱怨儲蓄過低的人除了告誡之外，總是不說應該要如何改善。左翼自由派呼籲更多的「政府投資」或增加稅收，以減少他們稱為「反儲蓄」的政府赤字。其實，政府可以簡單又合法地擺脫自己對於偏好消費、減少儲蓄與投資的強制性影響。以這種方式，能夠解放被政府行為覆蓋的自願性時間偏好與個人選擇。

布希政府開始消除一些從 1986 年稅收改革法以來的強制性反儲蓄措施。一是取消對個人退休帳戶的扣除額，它消滅了中產階層儲蓄與投資的重要類別，二是徵用儲蓄的資本利得稅，若不把資本收益當成通貨膨脹的指數的意義上，資本利得稅是直接沒收社會累積的財富。

但這僅是冰山一角。只把政府赤字當成「負儲蓄」的說法，意味著高額稅收會增加社會儲蓄和投資。國民總收入的統計數字，假設除了福利金支付以外的所有政府支出都是「投資」，事實恰恰相反。

所有商業支出都是投資，因為它最終成為出售給消費者的商品，提高了生產。但是，政府支出僅僅只是政客與官僚為了增加收入、滿足他們價值觀的消費性支出。稅收和政府支出，把社會資源由生產性消費者原先打算花在個人消費或儲蓄的錢抽走，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客、官僚、他們的追隨者與各種補貼上。

的確，以目前美國人遠高於 1970 年代的生活水準，現今美國的儲蓄和投資量偏低。但問題並不如那些抱怨者所歸咎，是因為個人和家庭沒有負起責任、消費太多而儲蓄太少。問題不在我們這些美國公眾身上，而在我們的統治者身上。

所有的政府稅收和支出，都在減少那些真正從事生產者的儲蓄與消費，成為那些非生產者寄生性消費支出的利益。雖然歡迎恢復稅收減免及廢除（不只是降低）資本收益稅，這些都是隔靴搔癢。

真正需要的是大幅減少所有的政府稅收和支出，不管是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解除這個巨大的寄生負擔將大幅提高真正從事生產者短期內以及未來的生活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