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莉瑋
圖：country_boy_shane via photopin cc
《The Free Market Reader》是許多短文的集錦，該書以自由主義的觀點對許多經濟議題做簡短的討論，書中的文章篇幅適中且大多立論精要，相當值得拿來當睡前讀物，以下為該書首篇文章《Ten Great Economic Myths》的拙譯，有些原文較拗口的部分，會以註解的方式酌增個人理解後的詮釋，該文的作者是 Murray Rothbard，篇幅雖然不長，但是針對許多容易混淆的政策說帖作出了很精闢又容易理解的剖析。
十大經濟迷思｜Ten Great Economic Myth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我們的國家透過大量的經濟迷思來扭曲公眾對於重要議題的思路，導引我們接受不健全又危險的政府政策。以下介紹這些經濟迷思中最危險的十個並分析這些經濟迷思錯在哪裡。
迷思1：政府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政府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
最近幾十年聯邦政府總是赤字。反對黨對此的一致回應，是譴責那些財政赤字是造成永久通貨膨脹的原因。而執政黨對此的一致回應，則是宣稱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敵對雙方的主張都是迷思。
赤字是指聯邦政府的支出超過它所收取的稅。解決這些赤字的資金來源有兩種方式。如果資金來自政府向公眾銷售的國債，那麼赤字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在這種方式下，沒有「新錢」產生，個人或者是公司行號純粹是用自己的銀行存款支付政府債券，然後讓國庫把這些錢花掉。這些錢只是由購買債卷的公眾手中轉移到國庫，然後再由國庫把這些錢花在其他人民身上。
另一方面，解決赤字的資金也可以透過向銀行體系出售債券取得。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會透過增加銀行存款的數字來創造「新錢」，再用這些「新錢」來購買政府債券。這些以銀行存款形式被創造出來的「新錢」被政府花掉後，就會永久地進入經濟體系的消費流中，提高物價並導致通貨膨脹。透過複雜的過程，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允許商業銀行以十分之一的準備金1來創造「新錢」 。因此，如果 A 銀行要購買 100 億美元的新債券來資助赤字，美聯儲會先從 A 銀行手中購買約 10 億美元的舊國債，而美聯儲所購買的 10 億美元舊國債，可以增加 A 銀行 10 億美元的銀行準備金，換句話說，A 銀行可以因為這新增加的 10 億美元銀行準備金，創造 10 倍的新銀行存款（也就是可以拿來購買資助赤字的 100 億美元債券）。簡言之，政府和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實質上「印」了新錢來支付聯邦赤字。
因此，如果赤字的資金來源是銀行體系，那赤字是通貨膨脹的原因，如果赤字的資金源自公眾，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
一些政策制定者指出，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政府赤字加速的同時通貨膨脹速度趨緩，並拿來當赤字與通貨膨脹無關的「統計證據」。但這並不是證據。一般物價的變化受兩個因素影響：錢的供應量與錢的需求量。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美聯儲以每年約 15% 左右的高速創造新錢，大部分的「新錢」都拿去資助不斷擴大的赤字。但另一方面，這兩年對於經濟蕭條下嚴重商業損失的反應，增加了對貨幣的需求（即降低在商品上花錢的慾望）。這種貨幣需求增加的暫時補償效應並沒有讓赤字比較不通膨。事實上，在景氣復甦過程中，消費的增加使得貨幣需求量下降，而花費這些新錢則加速通貨膨脹。
迷思2：赤字對私人投資沒有擠出效應2 。
近年來對於美國偏低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有一些合理的憂慮，其中之一，是巨大的聯邦赤字會把儲蓄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政府開支，從而排擠具生產性的投資項目，可能會造成公眾生活水平的降低等長遠問題。
一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試圖以統計數據反駁，宣稱在 1982 到 1983 年期間赤字增加但是利率下降，並表示財政赤字沒有擠出效應。
這種主張再次顯示試圖以統計反駁邏輯的謬誤。利率的下降是因為經濟衰退下商業貸款的需求下降，但「真實利率」（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則保持前所未有的高，部分原因是因為公眾預期下一波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擠出效應。在任何情況下，統計數據不能反駁的邏輯，邏輯告訴我們，如果部分儲蓄被轉移到政府債券上，生產性投資可用的儲蓄就會減少，而利率則會比沒有赤字之前還高。如果由赤字資金來源由公眾提供，儲蓄轉移到政府項目是直接且明顯的。如果赤字資金來源為銀行信用擴張，轉移是間接的，擠出效應會發生在政府用「新錢」和民間儲蓄之「舊錢」爭奪有限資源時。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試圖反駁政府赤字的擠出效應，聲稱所有的政府支出，不僅是赤字，都會排擠私人儲蓄和投資。的確，被稅收所抽調的資金本來也可以進入私人儲蓄和投資。但赤字相對於整體政府支出而言有更大擠出效應，因為直接由公眾資助的赤字明顯地減少儲蓄，而稅收則會同時減少公眾的消費與儲蓄。
因此，無論從哪種角度看，赤字都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如果赤字由銀行體系資助，會造成通貨膨脹。即使赤字直接由公眾資助，也會導致嚴重的擠出效應，把儲蓄從更迫切的私人投資項目中轉移到浪費的政府項目上。此外，越多的赤字就必須支付越多的固定利息，造成永久的稅務負擔，通膨赤字帶來的高利率更加劇了這個問題。
迷思3：增稅是治愈赤字的藥方。
不幸的是，這些擔心赤字的人提供了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解決辦法：增加稅收。通過提高稅收來解除赤字相當於為了醫治支氣管炎而開槍射殺病人。「藥方」遠比疾病更糟糕。
原因之一如同許多批評者所指出的，加稅只會給政府更多的錢，讓政客和官僚進一步提高支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指出：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政府願意保持 20% 的赤字，當政府有更高收入時，它會提高消費支出來保持相同比例的赤字。
即使撇開這個精明的政治心理學判斷，為什麼仍有人認為稅收比通貨膨脹好？的確，通貨膨脹是另一種形式的稅收，政府或是較早收到這些「新錢」的成員可以剝奪那些在通貨膨脹晚期才提高收入的其他公眾的財富。不過，至少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人們仍然可以從自願交換的過程獲得一些好處。如果一條麵包上升到 10 美元，這是不幸的，但至少你還是可以吃到麵包。但是，如果稅率上升，你的錢就直接被政客和官僚的利益給徵用，你得不到任何服務或福利。唯一的結果，就是從事生產的大眾所掙來的財富被官僚機構沒收，然後這些官僚機構再用部分沒收來的錢來欺壓、羞辱並傷害公眾。
唯一可以治愈赤字的藥方很簡單卻幾乎沒被提到，那就是削減聯邦預算。怎麼削減？要削減哪裡？任何地方。
迷思4：每次美聯儲收緊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每次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利率上升（或下降）。
財經媒體在知道一些經濟學原則後，開始像老鷹一樣盯著每週的貨幣供應數字看，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以混亂的方式詮釋這些數字。如果貨幣供應量上升，會被解釋成利率降低和通貨膨脹，經常在同一篇文章中，貨幣供應量上升也被解釋為加息。反之亦然。如果美聯儲收緊貨幣增長率，既會被解釋為提高利率，也會被解釋為降息。有時看來，美聯儲的行動不管多麼矛盾，必然導致加息。顯然，這是非常錯誤的。
物價水平的問題在於，有許多偶然因素分別在不同面向上影響利率。如果美聯儲擴大貨幣供應量，它會產生更多的銀行準備金，從而擴大了銀行信貸及銀行存款的供應量。信貸擴張必然意味著信貸市場的供應量增加，從而降低信貸的價格或是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聯儲限制信用擴張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造成信貸市場的供應減少，導致利率上升。
這種現象會發生在長期性通貨膨脹的前十年到前二十年間。美聯儲擴張信用將降低利率，而限制信用擴張則會加息。但過了這個階段後，公眾和市場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象進行調整。他們開始認識到，貨幣供應量的計畫性擴張將導致長期的通貨膨脹。當他們意識到這個現實後，他們也同時認識到通貨膨脹抹去債權人的利益而對債務人有利。因此，如果有人提供一筆年息 5% 的貸款，而當年通貨膨脹率為 7% 時，債權人將面臨損失而不是獲益。債權人損失 2%，因為他一年後得到的本金加利息已經減少了 7% 的購買力。與此同時，債務人則因通貨膨脹獲利。當債權人開始因應通貨膨脹的現實時，他們會把通貨膨脹估算在利率中，而債務人也將願意支付。因此，從長遠來看，任何提高通膨預期的訊息將會提高（調整後的）利率，而任何減少通膨預期的訊息則會降低（調整後的）利率。在這種情況下，當美聯儲限制擴張時就會傾向於抑制通膨預期並降低利率，而美聯儲擴張信用時將會掀起通膨預期並提高利率。由於有兩個相反的因果關係鏈在作用，因此，美聯儲的信用擴張或緊縮與利率波動的關係，取決於哪一個因果關係鏈的強度較高。
到底會是哪一個因果關係鏈較強？沒有辦法知道肯定答案。在通貨膨脹的前幾十年，不會有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但是在通貨膨脹的後幾十年裡，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會開始出現因應通膨的利息溢價。而這種因應通膨調整的溢價強度和反應時間，則取決於公眾的主觀預期，無法被確切預測。這也是經濟預測永遠不確定的原因之一。
迷思5：使用圖表或超級電腦計算模型的經濟學家可以準確地預測未來。
預測利率的問題說明了預測行為的普遍陷阱。相反地，人們的行為並不能被事先準確預測。他們的價值觀、想法、期望和知識總是不斷地以不可預知的方式在改變。有哪個經濟學家可以預測（或預測過）1983 年聖誕節的椰菜兒童熱潮？每一種經濟量、每一個價格、每次採購或是收入數字，都是上千上百萬個不可預知的個人選擇集結後的綜合表現。
許多由經濟學家所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研究，都顯示經濟學家一貫糟糕的預測記錄。氣象預報員經常抱怨說，只要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他們可以做得更好，但在掌握趨勢變化上卻有困難。延續目前的趨勢並外推到不久的將來並沒有竅門，你不需要複雜的超級電腦計算模型，只要用一把尺就可以做的更好更便宜。真正的關鍵是準確預測趨勢的改變和問題預警。沒有一個經濟學家預測出 1981 到 1982 年經濟大蕭條，也沒有人預測到 1983 年的強力復甦。
下次當你在經濟術語或貌似專業的經濟預測上搖擺不定的時候，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他真能預測未來，為什麼要浪費他的時間在推出電子報或當顧問，而不是在股市或商品市場中成為萬億富翁？
迷思6：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存在權衡。
每當有人呼籲政府放棄通貨膨脹政策時，經濟學家和政客們都警告其結果是嚴重的失業問題。我們因此落入以通貨膨脹來對抗高失業率的陷阱，並被說服必須接受兩者中的部分結果。
這一學說是凱恩斯主義者的退路。剛開始，凱恩斯主義者向我們承諾，通過操縱、微調赤字和政府支出，他們可以在沒有通貨膨脹下帶給我們永久的繁榮和充分就業。接著，當通貨膨脹轉為長期且越發嚴重時，他們轉向警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間的權衡，以削弱任何可能施予政府停止通膨政策、創造新錢的壓力。
權衡理論是基於多年前由英國經濟學家 A.W. Phillips 所發明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把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擺在一起，並聲稱這兩個變量成反比：工資率上升得越高失業率越低。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奇特的學說，因為它挑戰了的邏輯上的常識性理論。理論告訴我們，更高的工資率會造成更大的失業率，反之亦然。如果每個人都去雇主面前堅持要兩倍或三倍的工資，我們馬上會失去工作。然而，這種奇怪的發現卻被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接納為福音。
至此，這個統計發現很明顯地違反事實與邏輯理論。1950 年代的通膨率每年約 1%~2%，失業率則徘徊在 3%~4%，而後失業率介於 8%~11%，而通膨率在 5%~13%。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通膨率和失業率都急劇增加。如果要總結，我們可以歸納出反向的菲利普斯曲線，以及除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之外的任何解釋。
儘管理論家不斷宣稱他們以事實測試自己的理論，但他們很少對事實讓步。為了要保存「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的概念，他們的結論是菲利普斯曲線仍然顯示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權衡，但是這個曲線莫名其妙地「轉移」到另一組新的權衡。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然，沒有人能反駁任何理論。
事實上，目前的通貨膨脹，即使能利用高漲的物價來降低實質工資而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通貨膨脹的長期結果只會造成更高的失業率。當工資率最終趕上通貨膨脹時，通貨膨脹帶來的經濟衰退和失業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超過二十年的通貨膨脹後，我們現在正處於所謂的「長期階段」。
迷思7：通貨緊縮與價格下跌不可想像，並將導致災難性的蕭條。
公眾的記憶是短暫的。我們忘記從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物價年復一年地普遍下降。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斷增加的產能與和產量使得物價下跌。這並不是蕭條，而是售價隨著成本下修。通常情況下，工資率保持不變但是生活成本下跌，使得「實際工資率」，或者說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呈現穩定上升。
事實上，在這兩世紀間只有在戰爭時期才發生物價上漲（1812 年的戰爭、南北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因為交戰各國的政府為了支付戰爭的龐大支出，以超出產能增長率的增長速度急速膨脹貨幣供應量。
我們可以從觀察過去幾年的電腦價格，看到沒有政府或央銀通膨負擔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得宜。過去，即使是簡單又龐大的電腦也需耗資數百萬美元。現在，因為半導體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激增，電腦價格不斷下降。儘管電腦的價格下降，因為成本下降、產能提升，電腦公司仍是成功的。事實上，成本和價格的下降使電腦公司能夠深入大眾市場，進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的蓬勃發展。通貨緊縮並沒有為這個行業帶來災害。
對於其他高增長行業也同樣如此，例如電子計算器、塑料、電視機和錄影機等。通貨緊縮並非帶來災難，而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標誌。
迷思8：最好的稅是單一稅，針對收入採恆定比例，沒有豁免或免稅額。
單一稅的支持者通常認為消除稅務豁免或免稅額將使聯邦政府大幅削減現行稅率。
但這種觀點假設，目前的所得稅豁免或免稅額是不道德的補貼或漏洞，應該為了公眾利益而取消。稅務豁免或免稅額是「漏洞」的這種說法，僅在您認為政府擁有每個人 100% 的收入下才成立，在這前提下，允許一些收入保持免稅才會構成「漏洞」。允許一些人保有自己的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補貼。透過取消醫療保健、利息支付，或為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應稅扣除額來降低整體稅率，事實上只是降低一部分人的稅（那些不用支付太多利息、醫療費用或未投保之財產損失的人），同時提高另一部分需要支付這些費用的人的稅務負擔。
此外，沒有任何安全的保證，一旦取消了豁免和免稅額，政府還會將稅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看看政府過去和現在的記錄，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政府不斷擴大的官僚體制，會再把稅率至少提高到舊水平以課取更多的稅收總額。
（此段有酌增個人之理解說明內容）單一稅制假設推測稅收大致要與市場價格或所得收入類似。但是，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並不成正比（日所得 100 元的人與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買一條相同的麵包都是一樣價錢）。如果市場價格與所得收入成正比，那將是一個奇特的世界，例如日所得 100 元的人以 1% 的價錢購買一條 1 元的麵包，但是日所得 100,000 元的人被迫以同樣 1% 的價錢購買一條麵包－也就是 1,000 元。在這樣的世界裡，收支平等將以一個奇怪且低效的方式執行。如果稅收要類似於市場價格，那應該是每個消費者都相同，而不是與消費者的所得收入成比例。
迷思9：減低所得稅率可以幫助所有人，不僅是納稅人，政府也將從中受益，因為稅收總收入將因稅率減少而上升。
這是由加州經濟學家 Arthur Laffer 所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它是政客用來化圓為方的一種先進手段，能夠減稅、維持政府支出，並同時平衡預算。這樣一來，公眾可以享受減稅、因預算平衡感到滿意，並同時收到政府相同水平的補貼。
如果稅率由 99% 減到 95%，稅收的確會提高。但是沒有理由去假設這種簡單連接在其他任何狀態下也會出現。事實上，這種關係在地方消費稅上的效果比在全國所得稅上的效果要好得多。幾年前，哥倫比亞特區政府決定大幅提高了該區的汽油稅來增加稅收。但是，駕駛人可以輕易地把車開過邊界去維吉尼亞州或馬里蘭州以較便宜的價格加油。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汽油稅總稅收最後減少，而懊惱又困惑的官員最後不得不取消汽油稅。
但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在所得稅上。人們不會因為小幅加稅或者是小幅減稅而停止工作或離開國家。
拉弗曲線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拉弗曲線效益要開始運作所需的時間從沒有被明確定義。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設我們大家都希望可以把政府稅收提到最高。「如果」我們真的處於拉弗曲線的上半部，那麼我們應該都希望把稅率重新設定在“最佳”的點。但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應該希望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把稅收推進到最大，簡言之，就是私人產品可運用的資源份額被政府活動抽走。我想我們更感興趣的應該是減少政府的稅收，把稅率調整至遠低於任何拉弗最佳點的位置。
迷思10：從其他低勞動成本國家的大量進口會導致美國人失業。
這一主張的諸多問題之一，在於它忽視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的工資高而國外的工資低呢？它從一開始就將工資差異當成既定事實，而沒有細究工資差異的成因與意義。基本上，美國的工資高是因為勞動生產率高，而勞動生產率高是因為工人有大量技術先進的資本設備幫助生產。在國外很多國家的工資率較低，是因為資本設備和技術相較原始，沒有資本的幫助，這些地區工人的工作效率遠低於美國。每個國家的工資水平都取決於該國的勞動生產率。因此，美國的高工資並不是對繁榮的威脅，而是繁榮的結果。
但是，為什麼有一些美國產業長期且不斷地大聲抱怨低工資率國家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每個國家的工資率都在產業、職業與地區間相互關聯。所有的工人都互相競爭，如果在 A 產業的工資遠低於其他產業，那麼，工人與那些剛開始進入職場的新鮮人就會選擇離開或拒絕進入 A 產業，並轉移到其他工資率較高的公司或產業。
抱怨工資率高的那些產業，其工資率之所以高，是因為這些產業與在美國的其他產業出價競爭勞動力的結果。如果美國的鋼鐵或紡織產業發現自己難以與國外同行的競爭，並不是因為外國公司支付的工資低，而是因為其他在美國的許多行業，把美國的工資率抬高到鋼鐵和紡織產業付不起的水平。事實是，鋼鐵、紡織和其他類似的公司，相較於美國其他產業的公司，以低效率的方法使用勞動力。關稅或進口配額得以讓這些效率低下的企業或產業保持運作，進而傷害了其他不在這些產業裡的人。他們傷害了美國所有的消費者，保持了高價格、低品質與低競爭，並扭曲了生產進程。關稅或進口配額的做法，相當於為了保持國際運輸服務的人為高價，而強迫關閉一條鐵路或者是一間航空公司。
關稅和進口配額同樣也會傷害到其他試著更有效率地運用資源的美國產業。從長遠來看，關稅和配額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由政府賦予的壟斷特權，即使是受到保護和補貼的企業也不會成功。正如我們所看的鐵路公司和航空公司的例子，那些無論是透過關稅或者是法規而享受政府壟斷的產業，最終都效率低落且無論如何都賠錢，這些產業只會要求越來越多的政府救助、永久的擴大特權，以求獲得自由競爭下的庇護。
註1：台灣的準備金制度請參考中央銀行法第 23 條，其採用的準備金比例為：支票存款（25%）、活期存款（25%）、儲蓄存款（15%）、定期存款（15%）、其他各種負債（25%）。
註2：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政府部門這邊佔用的資金過多，會使私人部門可佔用的資金減少，經濟學將這種情況，稱為財政的「擠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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